西方开始欣赏这些年迈的对手。最有趣的是，在高校的讲台上、在议会辩论席上，以陶醉自己的优越性为目的而开始了所谓的社会制度比较。铁网幕帘东面的国家尽管直到昨天仍然是一种威胁，但绝不再是挑战者了。是否能在竞争中获胜，其决定性的是国家的竞争力。在双方的分界线上，冷战只是作为某种外交礼节而继续存在，一直到戈尔巴乔夫以简单、明了的方式结束了这种游戏为止。

    苏联无声无息地死亡了，俄国作为受到创伤的国家只是一种回归。我们还将听到上世纪的这位最大失败者的声音，因为它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

    在国内吵吵嚷嚷，而且要用无法撼动世界的躯体来检验一下，究竟这种吵闹声能否形成对上层的自责，而且最终会是何时？生产出不安定的炉灶尽管还在，但是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肯定看不到俄国的再次崛起。它唯一能作的，就是作为能源大国有可能真会有机会，到前台去参与表演。

    苏联的衰落和亚洲的上升是我们同时注意到的，局势早已经确定了。苏联在起初看上去并没有动，而亚洲听上去也没有到来的声音，仅当它们一起出现在舞台上时，才看得见相互关联的一点儿倪端。西方所梦想的是分得和平的红利，施主般的人们认定美国作为现在的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像当时的国家计划局副局长福兰策施·府库雅雅瓦竟然把把他们的政治梦想当作现实：“我们所经历的，也许不仅是冷战的结束，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结束，也就是：人类意识形态革命的结束点，而且是西方自己把民主制度作为人间政府那有效形式的开始。”

    可遗憾的是，在同一时间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历史揭开了新的一章。一个睡眠着的巨人醒过来了。远离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亚洲人正准备要去谱写人类历史的新篇章。没有人知道，随着这种腾飞它是否能将跃入世界民族的前列。其他民族将因此而支付什么样的账单。但是，谁只要去看、去感触，那他就能看到、听到这些：亚洲在蠕动，历史在继续，一个超级大国的衰落，将由一个崛起者所陪伴。亚洲已经出壳了，它那五百余年循环中的落后和贫困阶段已告结束。亚洲的世纪并非早已经到来，而只是刚刚开步。

    亚洲的工厂和大学的装备水平改变了欧、美的强大程度，此刻所显示的这些远比当年冷战时所形成的要大。冷战是西方联合起来，不同民族的国家组织在一起，先是在精神、心灵上的联合，然后在军事上又有北大西洋公约，再最后就是欧洲联盟组织，而正确的名称或许应称之为西欧联盟。那些大型的对抗者结成了一个西方经济共同体：资本和劳动者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大西洋两岸的跨国公司尽管仍然在彼此竞争，但那是一种平等的竞争。彼此之间既是伙伴，又是竞争对手。福特汽车和通用汽车同时在扩大；大众和菲亚特也不例外；高盛银行和花旗银行跨入世界前列，德意志银行和里昂信贷银行紧随其后。在美金的避风港里，西德的马克在茁壮成长。

    西方为此值得骄傲。它拥有最有效的经济制度、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社会形式和一批像约翰·F.肯尼迪、康拉德·阿登纳、维利·勃兰特、查尔斯·戴高乐这样的政治家，他们的成绩永垂不朽。

    在战后，所有铁网幕帘这边的国家就像那传说中的凤凰从灰烬中腾飞而起，大西洋对岸新朋友的两翼雄风飓起。法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德国人、奥地利人，几十年来汇集于这个旗下，尤其感到自己是历史上的赢家。同情的目光落在了南半球人民的身上，他们的生活是那样的艰辛，要逃离那贫民区、那洪水、那腐败的独裁者，为的是从他们那一无所有的生存中至少得到一点儿拯救。这似乎就是自然法则。在中国、苏联、保加利亚、匈亚利、罗马尼亚、民主德国、捷克和印度，有数十亿富有劳动能力的人们却无法真正的作为商品市场上的竞争者和劳动市场的参与者而生存。他们是在生存、工作，然而却仿佛是在另外的一个、我们似乎素不相识的银河系。西方的这个世界现在被打碎了。

    亚洲的挑战分化了西方工业国家。企业家在远东出卖自己国家和跨国公司的利益，因为这有益于他们的业务。在西方，大批的雇员放弃了受雇的生活。苏联在德国拆除工业设施，因为那是它们的战利品；中国人在美国和欧洲拆除煤炭设施和炼钢厂，因为这些只有在他们那里才能派上用场。其中的一个是二战的结果，而另一个却是无声而起的世界经济大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经济大战并不伤及生命，一开始并不燃起熊熊烈火，可是它所要从事的仿佛就是，摧毁数百万计的经济存在，使无辜的芸芸众生目瞪口呆。对西方优势的信念早已经成为历史，民主制度是开放市场的前奏，此话已经讲了多年，可是客观事实却倾向于相反的一面：开放的市场未必一定要以政治民主为前提。

    担心在增大，可怕的预感构成了这个圆环，它已经无法再等待了。2004年4月，?柏林一个被灰色墙壁围起来的小区里，德国外交政治讨论会在外事委员会的主持下开幕，投资银行、当年的部长、副部长以及经济界的巨头们参加了这个引人深思的会议。“中国作为新的经济强国”是会议的主题，讨论以尽可能大众化的方式公开进行。它所要给予人们的就是某种警告的声音。

    德国人的中国热就这样毫无限定地在全世界传播开来，西门子亚洲部副部长报告说，德国讨论更多的是讲述德国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中国。研究所所长埃贝哈德·山特施莱德也有同感。在美国有许多“警告，其内容囊括了从竞争着眼点直到世界舞台前的权力等问题”；在日本，人们以“极大的不安”关注着中国的发展，中国所表现出来的“首先是一种威胁”。山特施莱德把他的观察、研究概括为：他非常谨慎地看待中国，中国“现在是在接受西方的游戏规则”，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就不会这么作了，“因为给西方人的课开始了”。

    后来，这次会议的纪要被作为“内部资料，不得外传”而归入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