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说法认为，历史书比小说还好看。这话很有些道理。尽管小说的故事是想象出来的，但是作家个人的想象力显然比不过历史中全部人的想象力，所以，历史真实比故事更有想象力。人们称赞马尔克斯能够把故事写得那么离奇，马尔克斯就觉得是过奖，他说，南美洲那里的事情本来就无比离奇，作家根本不需要想象力。
历史书兼备双重想象力，既占有离奇的历史事实，又发挥了作家的想象力，于是就制造出一种叫做“历史”的东西。显然，历史学家不想只是罗列史实，不仅是不想，而且不可能，因为真正的史实都是一些无比琐碎的个人行为，哪怕是一天的事实都是描述不完的，尤其是那些琐碎的事实无法直接说明什么，因此，历史学家写出史实的概括和关于这些概括的解释。归根到底，历史学家真正感兴趣的是解释，历史就是解释，对史实怎样概括、分析和评价都按照历史学家心目中的解释性观念。比如说，历史学家感兴趣的不是“辣妹拥着查尔斯王子照相”这个事实，而是“如果把这个事实选到历史中来，它意味着什么”。
古代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解释所根据的观念主要是一般的政治、伦理和宗教观念，还没有“上升”到史学特有的观念。现代历史学家更关心以历史学特有的方法论去理解社会和文化的历史运动，至于政治和伦理的评价则成为相对次要的——尽管难以避免——因为政治和伦理的评价并不表现历史学专门的学术性。在发展历史学特有的方法论方面，汤因比、布罗代尔、科林伍德等大师都有杰出贡献。就个人倾向而言，我比较赞同布罗代尔的历史学方法，而觉得汤因比的观点很有些问题，不过，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究》无疑是非常精彩的（事实上我只读过《历史研究》的节本，就已经看到它的不凡），里面有许多深刻的启示。对于喜欢历史的人来说，《历史研究》肯定是值得一读的。
汤因比有着黑格尔式的气魄，用“挑战和应战”这样有哲学水平的大模式去解释人类各种文明的兴衰。汤因比论述了21种文明（有时又说是26个），基本上是按照古老的特点去分类的，但事实上至少最近100多年来的文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再按照老传统特点去分类可能会导致错误理解，比如说，汤因比所谓的西方文明就太笼统，尽管美国文明和西欧文明有着许多渊源和相似，但美国文明的根本性的典型精神却是美国自己发明出来的（布尔斯廷的“美国人”系列对美国文明有着最好的描述），把美国文明和西欧文明混在一起很难清楚说明问题，过着“没有尽头的青春期”（Tom Peters语）的美国文明好象没有西欧文明的那些困难和衰相。还有，现代中国文明也是一种正在混成的未定型文明，似乎不能把中国文明等于“停滞的”中国古代文明。总的来说，汤因比的文明类型分类相当缺乏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因此对分析现代社会的文明是不妥当的（当然，对于分析古代社会仍然是有帮助的）。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趋势，文明的分类恐怕不再能够以文化传统的特点去划分，而更可能应该注意“传统文明”与“新生文明”的对比——美国文明就是率先进入新世界的文明，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也正在试图发展出有各自特点的新文明。
关于汤因比的著名模式“挑战和应战”，我觉得是个空洞的真理，因为它总能够说得通，但却根本没有准。按照汤因比的理论，环境的挑战太过分是不行的，过分的挑战把人压垮了，产生不了文明；挑战太弱也不行，那样不利文明的发展。这当然很对，可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确定什么算是“过分的”或“过弱的”挑战，这里显然允许相当随便的解释。
汤因比非常正确地看到，文明死亡的根本原因是自杀而不是谋杀。但是他马上又做出不合理的解释：一种文明的衰落首要的情况是，优秀的少数人丧失了本来应该有的创造力，而多数人则随之撤回了模仿行为。这里我想起刘军宁关于“聪明的人和聪明的制度”的说法，显然，聪明人绝对是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聪明人，什么都别说了，但是，聪明人的才华必需在聪明的制度里才能被利用，甚至，聪明人只有在聪明的制度里才会有才华。由于汤因比对文化和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分量估价有误，因此对文明的发展和衰落的解释不怎么可信。总的来说，汤因比对人类文明的前途比较悲观，在他看来，大多数文明已经死亡或者差不多死亡，只剩下一个前途未卜的西方文明。其实，汤因比和其他对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经济、艺术和新观念缺乏足够敏感的人一样，基本上只不过是使用了传统文化的那些观念和概念去看事物和问题，结果，各种充满生机的新的可能性、新的趋势和新特点都反而会被认为是“衰落”和“解体”的表现，因此，汤因比的历史方法论基本上不适宜用来解释文明的未来。
尽管汤因比的思想大框架是不可取的，但他的书里却时不时就能够看到汤因比那种属于“优秀的少数人的创造力”。
历史书兼备双重想象力，既占有离奇的历史事实，又发挥了作家的想象力，于是就制造出一种叫做“历史”的东西。显然，历史学家不想只是罗列史实，不仅是不想，而且不可能，因为真正的史实都是一些无比琐碎的个人行为，哪怕是一天的事实都是描述不完的，尤其是那些琐碎的事实无法直接说明什么，因此，历史学家写出史实的概括和关于这些概括的解释。归根到底，历史学家真正感兴趣的是解释，历史就是解释，对史实怎样概括、分析和评价都按照历史学家心目中的解释性观念。比如说，历史学家感兴趣的不是“辣妹拥着查尔斯王子照相”这个事实，而是“如果把这个事实选到历史中来，它意味着什么”。
古代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解释所根据的观念主要是一般的政治、伦理和宗教观念，还没有“上升”到史学特有的观念。现代历史学家更关心以历史学特有的方法论去理解社会和文化的历史运动，至于政治和伦理的评价则成为相对次要的——尽管难以避免——因为政治和伦理的评价并不表现历史学专门的学术性。在发展历史学特有的方法论方面，汤因比、布罗代尔、科林伍德等大师都有杰出贡献。就个人倾向而言，我比较赞同布罗代尔的历史学方法，而觉得汤因比的观点很有些问题，不过，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究》无疑是非常精彩的（事实上我只读过《历史研究》的节本，就已经看到它的不凡），里面有许多深刻的启示。对于喜欢历史的人来说，《历史研究》肯定是值得一读的。
汤因比有着黑格尔式的气魄，用“挑战和应战”这样有哲学水平的大模式去解释人类各种文明的兴衰。汤因比论述了21种文明（有时又说是26个），基本上是按照古老的特点去分类的，但事实上至少最近100多年来的文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再按照老传统特点去分类可能会导致错误理解，比如说，汤因比所谓的西方文明就太笼统，尽管美国文明和西欧文明有着许多渊源和相似，但美国文明的根本性的典型精神却是美国自己发明出来的（布尔斯廷的“美国人”系列对美国文明有着最好的描述），把美国文明和西欧文明混在一起很难清楚说明问题，过着“没有尽头的青春期”（Tom Peters语）的美国文明好象没有西欧文明的那些困难和衰相。还有，现代中国文明也是一种正在混成的未定型文明，似乎不能把中国文明等于“停滞的”中国古代文明。总的来说，汤因比的文明类型分类相当缺乏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因此对分析现代社会的文明是不妥当的（当然，对于分析古代社会仍然是有帮助的）。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趋势，文明的分类恐怕不再能够以文化传统的特点去划分，而更可能应该注意“传统文明”与“新生文明”的对比——美国文明就是率先进入新世界的文明，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也正在试图发展出有各自特点的新文明。
关于汤因比的著名模式“挑战和应战”，我觉得是个空洞的真理，因为它总能够说得通，但却根本没有准。按照汤因比的理论，环境的挑战太过分是不行的，过分的挑战把人压垮了，产生不了文明；挑战太弱也不行，那样不利文明的发展。这当然很对，可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确定什么算是“过分的”或“过弱的”挑战，这里显然允许相当随便的解释。
汤因比非常正确地看到，文明死亡的根本原因是自杀而不是谋杀。但是他马上又做出不合理的解释：一种文明的衰落首要的情况是，优秀的少数人丧失了本来应该有的创造力，而多数人则随之撤回了模仿行为。这里我想起刘军宁关于“聪明的人和聪明的制度”的说法，显然，聪明人绝对是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聪明人，什么都别说了，但是，聪明人的才华必需在聪明的制度里才能被利用，甚至，聪明人只有在聪明的制度里才会有才华。由于汤因比对文化和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分量估价有误，因此对文明的发展和衰落的解释不怎么可信。总的来说，汤因比对人类文明的前途比较悲观，在他看来，大多数文明已经死亡或者差不多死亡，只剩下一个前途未卜的西方文明。其实，汤因比和其他对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经济、艺术和新观念缺乏足够敏感的人一样，基本上只不过是使用了传统文化的那些观念和概念去看事物和问题，结果，各种充满生机的新的可能性、新的趋势和新特点都反而会被认为是“衰落”和“解体”的表现，因此，汤因比的历史方法论基本上不适宜用来解释文明的未来。
尽管汤因比的思想大框架是不可取的，但他的书里却时不时就能够看到汤因比那种属于“优秀的少数人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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