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尼厄斯其实可以不用那么小心谨慎，因为皮尔蓬明显已经具备了很强的能力。天生的聪明才智，在金融方面深邃的洞察力，极强的个人说服力，都让他在华尔街上的拥护者和追随者不断增多，还因为其所做的“一流的”业务而受到了邓肯的赞扬。在那几年里，皮尔蓬已经因其坚定正直而小有名气——一个有点布林普上校[34]似的、高傲自大的老顽固的色彩，整天嘟嘟囔囔地说着“绅士们都会还债的。”但是，他的传统和保守却并没有延伸到他的个人生活中。20岁时，他令人吃惊地娶了一个身患肺结核、生命即将结束的年轻漂亮的女人；但四个月之后，他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丧妻之痛。1864年，他第二次结婚，这次婚姻简直就是他父亲的婚姻的一个拷贝——一个强有力的男人与一个神经衰弱的妻子的冷漠婚姻。但是，与父亲不同的是，皮尔蓬的情妇接连不断，而他也从未费尽心机地对同事或者家人加以隐瞒。

　　摩根的天才是那种循规蹈矩型的，而不是创造型的。他属于18和19世纪的伟大商业银行家中的遗老，而不是新型银行家的先锋。他所做的都是他的父亲以及其他的银行家们已经做过的事，只是业务范围更广，而使其发挥卓越的聪明才智的银行机构也更为复杂。他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秩序和控制；所以，美国持续高速增长的核心——“创造性破坏”的风暴也让他心惊胆战。用摩根公司驻美国钢铁公司的工作人员阿尔伯特R26;加里的话来说，摩根憎恶“残酷的、破坏性的竞争”，因为那将导致“道德败坏和毁灭”。他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变得口齿不清，好像因为胸中有什么东西突然爆炸而导致失语一样。他责骂疯狂的扩张和改变，因为它们毁灭了那些绝对正派的绅士所从事的绝对值得尊敬的事业；他讨厌技术风潮，因为它们完全颠覆了经济学上的假设，并让他的客户无法偿还他们的债务！通过40年的时间，他最终独一无二地、成功地把他的钢铁意志强加到了美国的经济上，遏制了竞争性的混乱状态，设定了规则和界线，而这些规则和界线在他死后的半个世纪里还一直在发挥着影响。

　　无论在任何年代，卡内基、洛克菲勒、古尔德和摩根都将成为杰出的人物：或许成为军事领导人，或许成为国王的大臣。但是，在美国内战之后的那段时期，男人们从商业中，而不是从治国技巧或者征服中获得了兴奋和成就感。

　　这并非偶然。美国庞大的版图，以及它已经引人注目的工业基础，都使发生超级大发展的时机变得成熟了。只有在美国，“工人”一词才是对一份工作的描述，而不是一个阶级的标志。大多数美国人好像都真心相信，也正如林肯所说的那样，他们的生活应当会变得更好；而通过努力工作和移民，他们的前景是无法限量的。他们会理所当然地选择新事物——买新的东西，使用新的发明，使用新的方法来制造产品或者种植农作物。他们或者他们的祖先之所以来到美国，首先就是要打破和抛开身份地位的桎梏、手工工匠协会的束缚以及长期建立的贸易规范的约束。作为一个善于彻底变革的民族，美国人扔掉位置和空间的束缚就像扔掉旧鞋子一样容易。那个时代的观察家们震惊地发现，那些深入西部开垦的先锋并不是没有任何土地的农民，而大多是来自宾夕法尼亚或者纽约州的成功的农场主，他们到西部是为了实现更大规模的经营。

　　这种自由的美国模式把一份独一无二的商业遗产留给了野心勃勃的企业家们。即使在内战爆发之前，一些目光锐利的英国人已经对美国人在创新方面的激进主义感到惊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