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之所以向古尔德伸出援助之手，也只是为了得到他手里控制的股份。德鲁知道，范德比尔特迟早会发现他的背叛行为，并发起一场股市战争来控制伊利铁路。然而，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古尔德和德鲁一签约，就立即表现得像是德鲁阵营里一位战场上的将军一样。1868年年初，当范德比尔特像预料的那样对德鲁宣战并开始在公开市场上大量购进囤积伊利铁路的股票的时候，古尔德立即悄悄地通过他和菲斯克的经纪所发行了价值1000万美元的可转换债券（可以转换成股票参与交易的债券）。当范德比尔特购进伊利铁路的股份时，他们就会把这些债券转换成股票，并让这些新股悄悄地流入市场。所以，范德比尔特购买越多的股票，市场上的股票好像就越多，这样股票的价格就下降得越多。范德比尔特是美国的首富，拥有的财富估计有一亿美元；但是，他的财富都沉积在他的公司和企业中。所以，当他的补充保证金一到位[3]，“船队队长”的手脚就明显被捆住了。只要想一想范德比尔特可能会失败，整个华尔街都会颤抖。

　　范德比尔特稍晚才认识到了古尔德的阴谋，他立即请求与他关系友好的法官——坦慕尼协会[4]的坚定成员乔治R26;巴纳德——下令禁止发行可转换债券。（当初决定建造伊利铁路的法案也谨慎地确定了它的允许的资金结构，但是古尔德却设法让这些债券合法化了。）同时，德鲁、古尔德和菲斯克也在忙着找其他的法官来颁布有利于他们的命令[5]。但是，范德比尔特这次动作更快，他最后请法官发布了一个命令，要以蔑视法庭的罪名逮捕伊利铁路董事会全体成员，从而迫使古尔德他们在深夜逃到了泽西市。其实，古尔德和菲斯克原本不必冒险在深夜乘小船横渡哈德逊河——德鲁就是在白天较早时候乘渡船离开的——但是菲斯克坚持先要到代尔莫尼克餐馆吃上一顿丰盛的大餐，这样他就能给他的朋友们讲一讲范德比尔特遭受惨败的故事。他们刚刚逃往渡口，纽约的治安官们就赶到了餐馆；在渡口，他们俩也是雇到了第一条能找到的小船逃到了对岸[6]。

　　在当时看来，逃到泽西市是一个成功的策略。伊利铁路的股票价格正在“自由落体”，范德比尔特也被贷款抵押保证金压得喘不过气来。法律程序也陷入了僵局——两方都用金钱买通法官充当自己的代言人——但是，古尔德、菲斯克和德鲁得到了钱，并且带走了公司所有的机构和文件。当然，菲斯克正和他的约西在旅馆里挥霍无度地享受花天酒地的生活呢。但是，德鲁却渴望回到华尔街，而古尔德也很想念他的家人。一个月之后，古尔德带了一手提箱钱乘火车去了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他很快就被逮捕了，但是，通过用手提箱里的钱来行贿，他并没有待在监狱里，而是在一个旅馆里开了一个房间来接待那些立法官员们。（范德比尔特的代理人在这个旅馆的另外一层也设立了他们的办公室。）

　　古尔德和他的手提箱有着极强的说服力。还不到一星期时间，立法机构就通过了一个有追溯力的法案，批准了伊利公司的财务调整；而且，古尔德还收买了范德比尔特一方的法官，也就是那个给他签发“蔑视法庭”传票的法官。就这样，古尔德又得意洋洋地作为一个自由人回到了纽约。伊利公司的审计员是古尔德的一个长期雇员，他保留的一本账目显示，古尔德和菲斯克在1868年的春天和夏天散发出了将近60万美元，放在今天大约有七八百万美元，都记在了“法律开支”及其相关的事项上。其中一些重要的受益人包括：“老板”威廉R26;M.特威德[7]，他同时也是一名州参议员；以及彼德R26;斯威尼，排在特威德之后的第二号人物。范德比尔特被迫寻求和解，最后，他索要的现金和股票回购款价值大约在900万美元，几乎掏空了伊利铁路的金库。一条一文不名的伊利铁路让德鲁也失去了兴趣，他于是和范德比尔特以及波士顿集团一起辞去了董事职务。在秋天的选举中，以古尔德为首的董事会重新掌权，其中也包括特威德和斯威尼。古尔德被任命为董事会主席，他立即提名菲斯克担任审计员。菲斯克、古尔德、一名听话的律师、再加上富兰克林R26;雷恩，组成了执行委员会中的多数；因此，古尔德实质上完全控制了伊利铁路。刚来到纽约时，古尔德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破落制革匠；而在之后的七年里，他的确干得非常好。此时，他才32岁。

　　古尔德和菲斯克很快就开始增加他们盗用公款的规模了。伊利铁路的总部也换了地方：原来位于曼哈顿海滨的一个很方便的地方，现在则搬到了从住宅区的一个歌剧院里租来的办公室里。菲斯克和古尔德是这个用大理石砌成的歌剧院的所有人，他们当然也是用伊利铁路的现金购买的。对菲斯克来说，这里是一个青少年梦想中的天堂。他极其奢侈地花了大约200万美元把歌剧院装修一新，还与楼下合唱团里的女孩子们嬉戏玩乐，而且还用伊利铁路的钱支撑着他的新角色——兼职的合唱队指挥。另外，他还为约西R26;曼斯菲尔德买了一所住宅，就在这条街往里一点的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