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灵感，既不是来源于北京、上海、德里和孟买给我的奇思妙想，也不是凝视着“经济水晶球”产生的突发奇想，而是来源于一次讲演中一位听众的精彩提问。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在伦敦给一群商人（主要是实业家）做一次演讲。我给他们简略地讲述了一些常见的话题，比如通货膨胀和利率会发生什么变化，英国财政大臣在酝酿什么计划，英国是否会加入欧洲的单一货币（这已经是不久前的事情了）以及诸如美元、油价这样的话题。他们虔敬地听着，不时会提出一些问题。其中一位听众问道：“中国和印度会怎样？”这一话题不在我演讲的计划之中，却引起了听众的共鸣，并激起了他们激烈的讨论。从交谈中，我发现大家普遍对中国和印度崛起带来的影响持悲观甚至有点宿命论的态度。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抢占了全球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印度也以类似的速度占领了全球的服务行业；前者正占据着全球制造业的最大份额，后者也在迅速地向服务行业扩张。这使得全球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参加我演讲会的先生和女士们所受到的影响比起他们的后代将要受到的根本算不了什么。中国和印度不仅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而且她们正在不断引进最新的技术，并且十分注意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在不远的将来，类似英国这样的国家将不能再与中国和印度竞争了。到那时，谁来为这些国家的人民提供就业机会呢？当中国和印度能够生产一切人们所需的产品的时候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或许如今像英国一样比较富裕的国家将在低迷中度过长期的经济衰退。不仅是伦敦会受到影响，多伦多、图卢兹、东京、芝加哥和科隆同样也难逃厄运。

　　当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发现不仅仅是这些商人们关心这个问题。《星期日时报》（Sunday Times）曾寄给我一个很大的邮包，里面装满了读者来信，全都是针对我的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的回应。每次我写一些有关外包工作流向印度的文章时，也会收到类似的来信。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机会都流向了中国和印度，二者成为全世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中国与美国在人民币币值问题上争执不断，因为中国不断增长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美国；同时，中国大力削减制造业的生产成本，扩大对原材料和原油的巨大需求，最终降低了产品的价格。中国对世界的影响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印度的影响又会如何？媒体用醒目的标题提醒公司的领导们：核心业务正被外包给印度次大陆。人们预测，终有一天，班加罗尔和孟买能够完成从股票经纪人研究到医疗检测和诊断在内的各项业务。除了中国和印度，还有哪个国家能够这么快地提升价值链？能够培养数百万的研究生？英国、美国和欧洲年轻人的前途何在？难道他们需要祈祷并开始学习汉语吗？

　　但印度和中国的崛起不可能一蹴而就。印度人很喜欢将自己的国家比作大象，虽然行动缓慢，但是稳健沉着，就像伊索寓言中的“乌龟”一样，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虽然近年来印度的表现更像她的国家象征——虎。不过，把她比喻成大象似乎更合适，至少避免与人们熟悉的“亚洲四小龙”相混淆。印度的成就是最近几年才显露出来的，而中国如今的奇迹则需追溯到20多年前。不过，毫无疑问，这两个国家如今对于世界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20世纪90年代，当我们争相关注网络经济的繁荣以及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并没有给中国和印度应有的重视。或许直到那时，我们仍然不相信中国和印度能够创造奇迹。

　　1998年夏，我乘坐火车从香港到深圳。直到今天，我仍记得这列从九龙出发的火车似乎将我带到了一个海市蜃楼般的地方，一座座摩天大楼在那片曾经一无所有的土地上拔地而起。身后高耸的大厦不会让我感到奇怪，因为我知道那是闻名于世的香港的标志；可眼前在中国的土地上冒出的毫不逊色的楼群却让我无比惊诧。事实就在眼前，这是邓小平希望在共产主义中国边陲建立一座21世纪的现代化城市的雄伟蓝图的体现，这座毗邻香港的城市与资本主义的香港一样繁荣和引人注目。

　　可在我看来，闪闪发光的新建筑并不能证明那里的成功。我当时的反应，想起来有点像作家JR26;BR26;普里斯特利在看到伦敦大西街上新开的象征性艺术装饰小型工厂那样；也像20世纪30年代胡佛大厦被宣布用作工厂的情形一样。深圳的实际情况并不乐观，这些摩天大楼似乎也好不到哪儿去。它们大都被用做写字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部分楼群都处于待租状态。这就是大约10年前的深圳给我的印象：极力想成为一个大都市，既混乱又有些危险，既有边陲小镇的特点又有大城市建筑林立的风貌，还伴随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些正在建筑中的摩天大楼是否比美国西部片中的建筑真实呢？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建筑相当“坚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