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发明的论述少不了剑桥大学李约瑟（约瑟夫R26;尼达姆）教授的贡献，他一生致力于中国科学和技术史的研究。他对中国的兴趣来源于20世纪30年代与剑桥大学华裔科学家共事的经历， 1942年他受命去中国工作，这让他无比兴奋。他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促使七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诞生，其中第一卷在他的同伴和学生的帮助下于1954年出版。李约瑟的另一贡献是创建了剑桥大学的李约瑟研究所，他是当时西方久负盛名的汉学家，被称为20世纪的“伊斯拉谟”。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他由于谴责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化武器并支持中国和朝鲜，在西方世界备受批评。然而，他提出的“李约瑟之谜”却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他。“李约瑟之迷”的问题是：近代科学为什么在西欧而不是在中国产生？或者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欧而不是产生于曾经在科技方面领先世界的中国？正如戴维R26;兰德斯指出的那样，中国在更早的时候（约11世纪）就已经具有每年12.5万吨生铁的生产能力，而英国在700年后才达到同样的水平。

　　第一种解释着眼于中国技术进步的特征。中国很早就达到了较高的技术水平，但之后就少有进步了。例如：中国的滴漏钟在当时非常先进，它本可以进一步发展成机械钟，但是却是由欧洲发明了比滴漏钟更精确、更耐用的机械钟，并且西方将这种技术垄断了三百多年。由于中世纪的技术传播速度很慢，当时的中国不能像现在这样很快地模仿西方的技术。兰德斯进一步指出：“中国对这些技术没有迫切的需要，虽然朝廷官员和大富人家希望拥有这样的机器，但是他们并不愿承认西方技术先进的现实，这些机器最后只被当做普通的玩具。这是当时中国犯下的一大错误。”将火药用来制造武器本可以使中国成为军事强国，但后来又是由欧洲而非中国发展了这项技术。中国发明的火药杀伤力很弱，只有像欧洲那样将火药压制成球状或卵状才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而遗憾的是中国仅仅把火药用于制造爆竹。

　　第二种解释认为当中国本应该进一步发展技术时却突然止步了。中国“大宝船”远洋航行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贸易，而是为了向世界炫耀国威，从而赢得更多的附属国。这样的航行持续了很多年，由于每次远航开销太大，结果造成了财政危机，于是它就逐渐被取消了，15世纪时一个开放的中国突然封闭起来。本来就很蔑视商人的统治者明令禁止同国外进行贸易。贸易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因而中国停止与外界贸易的做法最终导致了自身发展的停滞，并且中国自恃技术先进，既不向外界学习也不继续改进。与此相反，欧洲从不以向中国学习技术为耻，“直到15世纪，欧洲在很多方面的进步都依赖于亚洲和非洲的技术，”麦迪逊写道，“在1405～1433年，中国先进的航海技术体现在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上。中国的航船比葡萄牙的大得多，由于有先进的防水设备，中国的航船更坚固，也更舒适，它们甚至能远洋航行到非洲。但是，从那以后，中国就从世界经济的舞台上撤回到东亚一隅，远洋航行技术也日渐衰落。”

　　最让人信服的解释是中国文化方面的原因。500～600年前，中国就停止了探索和尝试。包括马克R26;埃尔文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强调“新儒学”的影响，因为“新儒学”排斥科学，强调反省、感悟以及主观感受。在埃尔文看来，“这种哲学对中国科学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它的很多观点和解释是没有依据并缺乏理性的……这就是当时中国为什么没有像以前那样发展现代科学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在17世纪以后强烈抵制西方科学精神的深层次原因。”

　　与这一问题部分相关的另一原因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统治特点，这一因素甚至影响至今。德赛指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实行中央集权制。中央的权力越大，个人的主动性就越小。在那时，中国政府的封建管制使得他们不能在国内发挥这种才能，因为商人的活动不利于政府的有效控制。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老百姓仍处于政府的近乎于极权的统治之下。兰德斯也发现了这一点，他引用艾蒂安R26;巴拉日的《中华文明及其官僚政体》中的一段话：

　　中国政府没有对民众进行极端控制的时候，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以及发明精神得到极大的发挥，他们向人类贡献了丝绸、茶叶、陶器、印刷术、造纸术等等，这无疑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并几乎将中国推进了现代工业的门槛……然而政府扼杀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国家不仅不允许违反和损害政府利益的事情发生，而且强制灌输“存在即合理”的思想。墨守成规、传统至上和不求进取的氛围扼杀了革新创造，由于没有自由环境，也没人提倡和支持主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