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过去一样，中国的崛起是从土地改革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都十分严峻，邓小平1977年恢复原职，之后他和他的老搭档、经济学家陈云，一起致力于中国的土地改革计划。他们将土地重新分给农民，让农民在交足了国家的粮食后，剩余的可由自己支配。无论当时两人是否预料到，这种改革对农业的影响都是惊人的。

　　农业是中国经济的致命弱点，进行新的市场自由的改革则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这次农村改革使数千万的农民摆脱了贫困，这不仅给邓小平个人带来了成就，也给其他国家带来了一种农业改革的新途径。邓小平的目的是想保持“社会主义农业”，所以给予农民可以自由支配剩余产品的激励并不多，当时官方仍要求集体经营，但也出现不少小规模经营。但这小小的激励带来的变化是让人难以预料的：中国的粮食产量在6年里增加了三分之一，1984年达到了4.07亿吨；同时，农民开始多种经营，比如饲养牲畜、制造日用品；在地方一级，许多农民开始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后来，事实证明这种“家庭承包制”是相当有效的。

　　突然间，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开始呈现出一片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从1978～1985年，中国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增加了3倍，达到400元人民币；2001年则达到了2 366元。尽管2001年的收入折合成美元只有300美元左右，但是这种速度是惊人的，而且经济发展的方向是正确的。从1978～2000年，中国农村经济产出的总价值增加了16倍。

　　尽管如此，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农业产量的迅猛增加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粮食过剩。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采取了保护价制度，通过政府收购避免农民增产不增收。但农民问题在90年代再次出现，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农民增收困难。2006年3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宣布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增加14％，并取消了农业税，这项持续了2600年的税收制度终于寿终正寝。根据中国的政府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为了缩小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温家宝说：“要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推进农村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尽快使广大农村面貌有比较明显的变化。”

　　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农业增收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首先，粮食出现了剩余，避免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粮食短缺和饥荒，粮食增产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它使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了中国飞速发展的大城市和中小城镇，因为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意味着一部分人可以脱离农业劳动。

　　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这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R26;阿瑟R26;刘易斯提出来的，这一观点曾引起广泛的争论。但很少有经济学家会质疑这一事实：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既是经济发展的条件也是其特征。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再次证明了这个观点。1980年，中国农村人口是7.96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80.6％，城市人口是1.91亿。10年后，即1990年时，农村人口增加到8.41亿，但比重却降到总数的73.6％，城市人口攀升到3.02亿。这种趋势在90年代越来越明显。据统计，2003年中国农村人口减少到7.69亿，只占总人口数的59.5％。城镇人口加速增加，从1990年的2.22亿增加到2003年的5.24亿，超过了总人口数的五分之二。而就在半个世纪前，中国还有9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生活条件也相应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