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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寿的病史,余觉的痛史和张謇的情史(上)

作者:陈克艰   出版社:未知  和讯读书
一、书有三精

最近有一次在单位的线装书橱前逡巡,隔着橱窗突然看到一张写着“余觉沈寿夫妇痛史”的签条,因此忆起若干年前看过的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里面有一节专讲张謇、沈寿、余觉的三角故事。这在当时曾经是很有名的社会新闻,但包天笑以局外人多年后据回忆记之,未免简略疏失,心想这一本既题“痛史”,多半应系当事人所为,一定会有更翔实的揭载,所以连忙央求主管的许老师取钥开橱。取出书来一看,果然是余觉写的,于是披玩展读,大饱了一顿眼福。

这本工楷石印的线装书可以说有“三精”。

一是书法精。作者余觉擅楷书和草书是有名于时的,他正文用精楷写出自己夫妇的“南通痛史”,扉页则狂草自题“天下后世公论”。天下不敢当,后世小子隔着距离了,于局中人的痛痒,相关程度不高,倒是一半心思看故事,另一半的心思在看字,意下不免暗暗羡慕,那时候的人,怎么连吵架骂娘都那么艺术。不仅有余觉书法,还有张謇书法。余觉将张謇写给沈寿的信函诗笺作为张謇“不端之亲笔铁证”影印在文中。看古稀老翁以苍劲笔力写柔媚语,真个别有一番情致。揣摩久之,觉得后人对张謇的评价:“工书远在郑孝胥上,诗少粗疏”,的确是不刊之论。

二是纸墨精。余觉写字是讲究纸质的,其时他正在沪上卖字谋生,书后附印的广告,详列了楹联、屏条、立轴、寿屏、扇册、堂额、店牌的润格之后,特为声明:“劣纸不书,来文未尽善不书”,要求之严如此。这本《痛史》乃其自撰、自印、自售,纸墨之考究,自不待言,七十多年过去了,依旧是那么洁白柔软,触手如新。而其后五年(1931年)中华书局刻印的《张季子九录》,本单位所藏的那一部,纸质已明显地泛黄变脆了。

三是文章精。余觉替别人写字,尚且要求“来文尽善”,大有好字不写丑文的清高,这次是为自己作不平之鸣,跟张謇打笔墨官司,当然更要把文章做好做足。通观全文,《痛史》不啻是一篇以天下后世为道德法庭的控张诉状。余觉于此,充分发挥了他的智辩才能。

(张謇在沈寿灵表中有“兆熊少年任智而给辩”之语,诚不虚也。余觉早岁名兆熊。)文章写得理致密察,词锋犀利,深文处入木三分,刻薄处游刃有余,哀婉处又足以唤起读者的同情。别的先不论,且看其首尾呼应之妙。卷首一段短语,既是缘起,又是宗旨,可以概括为八个字:“矫命霸葬,诬死蔑生”。沈寿死后,张謇一手主持其后事,将其葬于南通黄泥山麓,所撰墓碑文《美术家吴县沈女士灵表》,有“捐馆顾命,留葬所卒”云云。沈寿是吴县人,是余觉妻,临终却遗命张謇,既不愿死后归葬老家,又不愿将来合葬本夫,这后一点尤其是余觉所不能忍受的。沈寿病笃之际是否真有此遗命,余觉行文中虽也说“死无对证”,但他必须一口咬定此乃张謇“矫命”,才有进一步做文章的余地。文章终卷,意犹未尽,乃将重订卖字润格,加上一段“余觉减润鬻书得赀为故妻沈寿在苏州上方山建2筑招魂之墓”的前言,附印于书后;又在自己名下,特注“字冰臣近字思雪别号鸇口孤鹣”。

沈寿原名云芝,字雪君,雪君死于辛酉(1921年),其时已在乙丑(1925年),冰臣“近”方改字“思雪”,似乎心不够诚,早两年岂不思乎?但别号“鸇口孤鹣”,又诚如酝蓄着无穷的思念于心中。鸇是一种猛禽,鹣是比翼鸟,猛禽一口吞掉了一只鹣,剩下另一只鹣在那里哀哀孤鸣,这真是再好没有的比喻了。上方山近沈寿故里,文起既云张謇霸葬沈寿于客地,结尾乃言本夫招魂亡妻于娘家,哀恳动人有逾于此者乎?上方山于是成了余觉占领的“道德制高点”,而经过文学点化的卖字广告,自然成了制高点上猎猎生风的道德战旗。张謇虽强,余觉虽弱,但是在道德的角斗场上,胜负强弱,又岂易言哉!又岂易言哉!

然而,正因为文章做得好,事情真实如何,就又不能全听作者了。张謇先此已有《张啬庵述撰略》一书行世,照余觉说法,此书是“张謇自知为余夫妇事大不理于众口”,所以“施其先发制人手段,欲以文字掩盖天下后世人之耳目”,并说张在书中“一再诬余欺妻,诬妻怨余”,“甚至书内诬辱余为拆白党”,等等。三角故事的这本“张版”尚无缘寓目,张謇生前自己编定的《张季子九录》里不收,死后其子孝若为整理刊行《九录》,自然也不会收;近年南通图书馆重新编订的《张謇全集》,以《九录》为主,增补新出的材料很多,但仍然不收《述撰略》,编订说明里甚至提都不提,想来是恐怕有累张謇盛名,可以理解。平心而论,天下后世人其实并不是余觉所瞩望的道德法官,对此事感兴趣的或许大有人在,也不过是些专干无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的好事之徒罢了。两造对词只剩下了一面之词,这正好使好事之徒有事可做,已刊行的张謇诗文、日记、自订年谱等等里面,涉及此事可供寻索的材料正复不少呢。

二、余觉功劳不小

沈寿是刺绣名家,人称“针神”,然而“文章憎命达”,四十八岁就病逝于南通。最后的五年,她借住在张謇的房子里养病。在她自己,是辗转床褥的病史;对她丈夫余觉,则是沉冤复盆的痛史;对老年张謇,却又是一段难言的情史。病史也好,痛史也好,情史也好,都与其绣事有关,所以,得从“沈绣”谈起。

余觉称:“余夫妇合作绣事三十年,中外皆知”,这显然是把“合作绣事”的时间大大拉长了。沈二十岁归余,四十八岁去世,满打满算也不足三十年。辛亥国变以后,夫妇俩一度分飞,沈在天津办绣工学校,余下南通投靠张謇。甲寅(1914年)沈寿应张謇邀赴南通任女工传习所所长,至辛酉(1921年)去世,“授绣八年”,要说“合作”,这段时期主要是与张謇合作,沈乃“担任教育”,张乃“经营教育”。(张謇《追悼女工传习所余沈所长演说》中语)张沈还合作写了《绣谱》,由沈寿口授张謇笔录而成,“日或一两条,或二三日而竟一条。积数月而成此谱,且复问,且加审,且易稿,如是者再三。无一字不自謇出,实无一语不自寿出也。”(张謇《雪宦绣谱序》)更何况最后五年,与沈寿最接近的是病魔,“疾有时而夺绣,成乃署以雪宦”,连绣品上的署名都跟了张謇(张别字宦),哪里还谈得上与余觉“合作绣事”呢?

沈寿的刺绣事业,还是张謇《灵表》中划分为三个时期比较恰当,三个时期可分别以3题识署名为代表:一、天香阁;二、余沈寿;三、雪宦。余沈合作属于前两个时期,特别是第二个时期。刺绣在沈寿是“家学”,穿针引线是她童而习之的功课。《灵表》云:“七岁弄针,为姊度线。八岁学绣,嫥而悱愤。脱手鹦鹉,豁露文明。十一二窥涉文字,悦喜谣吟。时成一绣,惊动俦辈。十四五绣名渐踔,与姊同功,恒逾夜午,市利其隽,颇埤家计。”早在待字闺中之时,就已经是卓著信用和名声的刺绣个体户了。出嫁以后,名声更响:“于时女士之绣,出入露香而轶之,士夫钦迟,竞致藏弆,其押印题识,则‘天香阁’也。”

关于这一时期,《痛史》的说法是:“半日废书,半日研绣,余则以笔代针,吾妻则以针代笔,十年如一日,绣益精,名益噪。”丈夫笔耕画稿,老婆针刺成绣,好一幅闺房里的男耕女织图。余觉在《痛史》里自我表扬不嫌辞费,却偏偏对自己为光大沈寿的刺绣事业,所起的关键作用,毫无意识。他似乎只愿意承认自己的贡献,仅止于执行了刺绣过程的某道工序,与沈寿最多是一种平等的互帮互学关系。而事实上,正是余觉一手张罗,把沈寿的事业搞大的,从小打小闹的个体户,搞成了国家级高层次上的规模经济。

余觉是个很有经营头脑的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赴京赶考,顺便带去妻子所绣的八幅佛像。试考得不怎么样,顺带的却大有收获。“公车报罢,乃为妻进绣于清懿皇太后”,竟蒙慈禧太后传旨嘉奖,给他们夫妇俩分颁四等商勋,分赐御笔“福”、“寿”字(沈寿名即由此来);商部还特为设绣工科,招他俩一任总办,一任总教习,沈寿刺绣事业的鼎盛时期于焉开始:“若乃意大利都朗之会,美利坚金山之会,并以所绣得卓绝大奖,珍钻瑰表。藻鉴昱烨于宫中,美声骈阗于海外。镜史名媛,莫得比伦。于时所制署‘余沈寿’。”“余沈寿”俨然成了世界级大美术家的名字。

有趣的是《灵表》的说法:“兆熊奉绣以进。自天有命,为龙为光,福寿颁翰,兆熊分一。”在张謇看来,余兆熊只是“分一”,分一杯羹,占了老婆的光而已。又说入商部后的情况:“兆熊左左右右,酬晤宾僚,靡专靡否,职曰总办,夫婿居上头矣。”又说到余沈的收入分配:“当职之俸,月银二百,阅岁六七,可万五千强。兆熊在公沿私,兼支而两,女士有需,转从取给,什裁一二,若贶之天。”余觉在钱的方面很精明,以“伉俪同寅”,领工资时“兼支而两”取双份,老婆用钱,反须问他要,而且要起来很难,能拿到十之一二,已象邀上苍的恩赐了。

这些本来是人家夫妻之间的私事,谁居上头,谁在下位,谁掌经济,谁听调遣,又干张謇底事,他在一篇墓碑文里如此絮叨,是不是有点多管闲事?于刺绣一道,沈寿是直接从事的专才,余觉则是经纪人(现在说“经营者”)。沈寿绣名能上达天听,是余觉奉绣以进;能远播海外,是余觉亲赍往赴。一个是长袖善舞,一个有锦绣手段,合作共赴同一事业,事业荣则俱荣,事业衰则俱衰,实在不好说谁沾了谁的光。譬之今日,大明星横空出世,包装推介之功能不论乎?当然,经营重要的程度是在与时俱进,然而经营重要的性质,却是古今略同的。张謇本人多年经营实业,应该深知经营者之重要与甘苦,他的那些多管闲事的说法,除了可能夹杂别的用心,倒是很典型地反映了过去人轻视经营、轻视理财思想的顽固性,张謇尚且如此,别人更无论矣。沈寿的刺绣技能无疑是一笔丰厚的人力资本,但必须有人张罗,有人经纪,才能成为事业,才会产生效益。过去中国人的道德意4识,把经营实物和货币资本的工商业都看得不高,不要说以人为经营的材料和对象了,那一定是经营者在利用甚至损害对方。

就连余觉也是这个思想,他故意大幅度拉长合作绣事的时间,用意之一,岂不就是想把夫妇之间一为经营者一为被经营者这种合作性质冲得淡一点,而把齐眉举案平等扶携的色彩调得浓一点?倒是迹近标榜的“余无妻虽智弗显,妻无余虽美弗彰”一语说中了个大概,在那一时期,沈寿确实是经由余觉之手彰美于世的。

然而事业上合作得好,未必一定感情深笃。余沈之间琴瑟不调是可以肯定的,否则也不会有后来的“南通痛史”。余觉书后展出不少名人题咏,意在说明“世咸以嘉耦目之”,其实此事最不能“以目知之”,琴瑟不调的原因也最难说得明白。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灵表》里絮叨的钱方面的事情,即使是原因,也是最不重要的原因。张謇明知道沈寿对钱是看轻的,曾说付她女工传习所所长工资,“每加每辞”,然则又怎么会因为丈夫掌家计而不快于心、郁闷厄塞呢?

三、也有住房困难问题

好景不长,到了辛亥年,“国体肇更,都下不靖”,夫妇同寅的小京官当不成了。象余觉这样头脑过于清楚的人,治世可以逞能,一逢乱世,首先想的,就是投靠他人。余觉自云在商部绣工科时,与张謇有过一面之雅,因听说张謇曾于人前表扬他“余冰臣,人才也”,便立刻以张为倾盖中之知己,遂于绣工科罢散之后往投。还是沈寿过得硬,她“避地析津,僦屋教授”,自立门户,在天津开办绣工学校。余觉后来颇失悔,这部痛史其实是由他自投罗网起头的,“甲寅年时,余若不力劝妻应张之聘,何至于此!”他遵张謇的意思,连发五函,催沈寿南下,“妻重违余意,始舍津赴通。余之负疚于妻,宁堪言耶,宁不痛耶!”

余觉的南通痛史,概括起来可说为两条:一、生不得与妻同居,二、死不得与妻同穴。为什么生不能同居呢?如果余觉在南通自己有一个象样的寓所,而沈寿不愿意住,偏要去住在张謇的产权房里,那余觉就无话可说,即便是“痛史”,也没有理由将罪责悉归于张謇。所以不妨推测余觉的痛史里自始至终有一个客观问题,那就是住房困难问题。他为张謇打工,张謇经常命他出差,“时离南通”,以至于他竟无暇为自己经营一个固定的窝。

甲寅年沈寿初到南通,便只能独身住在女师范学校宿舍里,一住就是三年,丁巳年五月始移寓张謇的谦亭,其间曾搬过一次宿舍,因张謇看不过旧舍风飘雨淋,“命人于南门外葺新校舍徙焉”。因为没有房子,造成余沈同地而分居,这么说起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夫妻分居和住房困难问题,从辛亥革命那时候起,就已经很严重了。

余沈夫妇也作过同居的打算和努力。沈寿后来搬进张謇新建的绣织局大房子后,曾“函余将苏寓器物悉运南通,以屋广拟作家庭焉。”但这个打算未能实现,张謇借其兄退公的口说:“养疴假寓他人,不得援以为例。”只借沈寿养病,拒绝余觉进驻,余觉因此只得退避三舍,“余乃避嫌,仍不与妻同居,虚有此家庭之名。”余觉这样说法和做法也真窝囊,为什么不能自己设法去搞定可作家居的房子呢?遥想南通当年,虽然未必有现在这样5红火闹猛的房地产产业,但房屋租售市场肯定要比现在灵活方便,余觉自己提到,曾将苏州马医科巷“二十四椽连一池桥花园之住宅”,说卖掉就卖掉了;为什么不能在南通另买或租一所合适的寓所呢?你余觉毕竟不是一贫如洗的穷光蛋呀。

到了沈寿去世,后事已毕,余觉突然神经过敏,害怕起来,“恐有后祸,乃于七终日即仓皇出离南通,以全寓吾家所有悉交螟蛉女暂管,仅以身免。”这么看来,他在南通又是有寓所的,这大概是前此将苏寓器物运通后,暂借来搁物和栖身的一个处所吧。他们的住房问题很复杂,牵扯很多。从《痛史》里看出,沈寿的兄姐、侄女、螟蛉女,各色人等,后来都在张謇那儿住;只有余觉,一人向隅,茕茕孓立。其间婿姨勃谿、郎舅斗法种种委琐之事不去说它,有一件事情则显得越发明白了,那就是余沈夫妇之间确实是琴瑟不调。

客观的房子问题,反映了客观的关系性质。

经张謇遣其医生俞汝权力劝,从丁巳(1917)年起,沈寿住进了张謇的产权房,直到辛酉(1921)年去世。《痛史》里说:“始借谦亭,继筑濠阳,终建绣织局,皆为吾妻养疴之寓。”谦亭乃旧有,濠阳小筑和绣织局大屋,则是张謇为了借给沈寿而特地规建的,真可谓又主动又热情,帮助呵护,不遗余力。余觉行文间颇提及沈寿对接受借房的勉强、被动,甚至被迫无奈,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容否认:世界上除了银行与客户的关系,客户可以硬借钱给银行,银行不得拒绝之外,没有别人借给我东西(含房子)、我非接受不可的道理。

张謇借房,无论如何至少对沈寿是好事,但张謇的有些做法确实也使沈寿感到难堪和不便。据《痛史》:沈寿偶恙,张亲伺汤药,无微不至;沈寿偶而外出,张心急慌忙,动色劝阻,谓病不宜劳;濠阳小筑的后半舍,张办公于斯,会客于斯,寝食于斯,又辟一便门直达沈寿居室之东屋,经常自由出入。(余觉文:“斯人也,而有斯门也。”见其智辩。)

沈寿在余觉面前抱怨过这些事情,但她怪的只是张謇“不避嫌”,怕的却是“外间悠悠之口”。悠悠之口确实厉害,四方上下都被它布满了,无所逃乎其间,仿佛物理学的场,竹头木屑在电场里可以若无其事,但只要带点电荷,马上受到力迫;“悠悠之口”场也有选择性,对于某一类事情,它施加的压力甚至能将事主摧毁。难怪沈寿有“名誉实第一生命,?体乃第二生命”之慨叹。

对于张謇借房,余觉的感受自又与沈寿不同,他以“余夫妇”的名义说他一个人的话:“余夫妇均以张謇年高德劭,敬贤爱才,初不疑其有阴谋焉。”“不惟不疑,且阴德之焉。”当其不疑之时,甚至沈寿抱怨的那些事情,他都可以替张解释,谓张“自恃年高,其心无他”。但一旦疑了,那就不是什么避嫌不避嫌的问题,而是“阴谋”,是其心“不端”,其心可诛,甚至是司马昭之心,是秦桧之“缪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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