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川绅介：一个日本纪录片制作人和一种纪录精神的纪念(2)
追求记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 作者：小川绅介 2007-11-22 02:43
在放片的前后，还是在小川的工作室和小川有过几次单独谈话，记得他比较多地谈到“纪录片的第一要素是时间”。这个“时间”，就是拍摄人在现场实际工作的时间单元，它决定了所记录的内容和含金量。“时间”在纪录片里的体现就是一个完整时间单元的呈现，时间体现在过程里，这是“现场”的实际体现，也是“记录”这个词的具体呈现。这“过程”是一桩事从这一点到另一点之间的进程，或者是被拍摄者的某个行为的一个完整过程。纪录片有了对现场的人或事的这种“过程”的记录，也即是纪录片的生命力所在。新闻报道也关心真实现场，但关心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这个应该是和纪录片的最大区别。我就是在小川的工作室明白这些道理的。
对现场过程记录如此痴迷的小川绅介在拍他的纪录片《三里塚》时，带着拍摄人马住进了这个叫三里塚的村子。当时是1967年，这个村子里的人保卫自己土地的抗争活动一直持续到1972年，五年时间里，小川的镜头一直“待在那儿”，完成了《三里塚》这套有七部片子组成、被电影史家称作“具有记录史意义的纪录片”，《第二要塞的农民》是其中一部。
小川是个爱讲话并且非常直率的人，在我面前，他一点儿都不掩饰他有近30年的纪录片工作经验，也不掩饰有讲给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听的愿望（和我后来接触的大多外表礼让谦虚的日本人完全不同）。小川讲他在20世纪60年代怎么离开大电影厂，和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独立制作纪录片，那时虽然困难，但大家可以同吃同住同工作长达一年而毫无怨言；他还讲到他的纪录片拍摄方法，录音和摄影是同等重用的，拍摄角度应该和被拍摄人是同样水平，即便对方蹲或躺在地上，摄影师也应该降低自己的摄影机。说这些话时，小川的手作扛摄影机样子，或蹲或跪在地上。当然，小川也不是自己独讲，他专门安排了一天时间，就中国纪录片的状况采访我，他的妻子白石洋子在一旁拍照片和录音。采访的目的是要了解整个亚洲的纪录片现状，那时他把很多精力放在推动亚洲纪录片的发展上，这些都是我后来慢慢知道的。我并不是第一个被邀请到他的工作室里的纪录片人，之前就有菲律宾、韩国、泰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年轻纪录片人，在小川这里以各种方式非正式地“进修”过。那时小川谈得最多的是，纪录片是一种精神，一种靠真实纪录的眼光和勇气建立起来的力量，来带动社会中更多的人来思考和改变现状，所以它不应该只是个别电影人的事，应该集合起来，共同推动，形成力量。尤其是在亚洲，整个纪录片的水平都在欧美之下。那时，小川还有一个计划是，邀约一些亚洲的年轻的纪录片人在日本或其他地方，以“夏令营”方式让大家来共同切磋交流，回去后可带动一批，并一届一届搞下去。可惜的是，这个计划随着小川去世，成了一个梦想。
当然，小川的这种纪录精神是留存下来了。除了他的“永远流传历史与史诗力量”的作品，还有就是他亲手创办的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这个电影节举办地的日本山形市有一个叫古屋敷村的地方，是小川在1980年代带摄制组驻扎七年之久的一个农村，在那儿拍摄完成了纪录片《日本国古屋敷村》。之后，小川经过努力，在当地政府支持下，从1989年开始创办了两年一度的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这是在亚洲本土的第一个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虽然当今世界上的电影节的数量和名目数不胜数，从戛纳、威尼斯那样让一些故事片导演或狂喜或断肠的电影节到各种“女性电影节”、“同性恋电影节”、“武侠电影节”等等专题的、边缘的电影节，有个从事电影发行的香港人跟我一点儿也不夸张地说，一年365天，天天都有电影节。但“能像故事片一样制造梦想天堂”的纪录片电影节却是寥寥可数，所以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创立，对世界和亚洲的纪录片交流和发展，意义是长久的。但它的创办人小川，却没有机会看到。在1991年的第二届，也就是我和他见面和看片的那个夏天后两个月，他就因癌扩散住进医院，次年2月去世。为纪念小川先生和他的纪录片精神，山形纪录片电影节从1993年的第三届起，专设一个“小川绅介奖”，授奖对象是亚洲纪录片人。在这一年的电影节，我见到了小川生前的制片人伏屋博雄先生，他把刚刚出版的《小川绅介的世界》一书送给我。这是一本对小川先生一生纪录片工作的总结，但因为是日文版，我只能翻看其中的图片。让我高兴的是，两年多后的1996年，我收到了由在日本定居的中国朋友冯艳女士翻译、在台湾出版的中文版。真希望什么时候，在大陆这本书能够问世。
在小川去世前一个月，即1992年的1月，我在北京收到小川寄来的新年贺卡，手写的，在表达了新年祝福后，小川写道：继续拍片吧!需要什么帮助，请只管告诉我。多年过后，我仍在想着这句永远让我温暖的话。
以上这些文字写在十年前，小川绅介躺在地下已有十个年头了，我这个仍然活在地上的人做了些什么呢?非常羞愧!当别人再和我约稿写写小川时，我觉得我无法再写出十年前那种感觉了，当然尊敬和景仰依然新鲜，小川依然让我高山仰止。高兴的是，冯艳十年前翻译的这本书可以在中国大陆出版，今天在中国拍纪录片的人是十年前的很多很多倍，就连翻译者冯艳本人也是几部纪录片作品的作者了。
尽管这本书迟到了十年，但相信它仍然充满力量。
2007年3月，北京草场地
对现场过程记录如此痴迷的小川绅介在拍他的纪录片《三里塚》时，带着拍摄人马住进了这个叫三里塚的村子。当时是1967年，这个村子里的人保卫自己土地的抗争活动一直持续到1972年，五年时间里，小川的镜头一直“待在那儿”，完成了《三里塚》这套有七部片子组成、被电影史家称作“具有记录史意义的纪录片”，《第二要塞的农民》是其中一部。
小川是个爱讲话并且非常直率的人，在我面前，他一点儿都不掩饰他有近30年的纪录片工作经验，也不掩饰有讲给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听的愿望（和我后来接触的大多外表礼让谦虚的日本人完全不同）。小川讲他在20世纪60年代怎么离开大电影厂，和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独立制作纪录片，那时虽然困难，但大家可以同吃同住同工作长达一年而毫无怨言；他还讲到他的纪录片拍摄方法，录音和摄影是同等重用的，拍摄角度应该和被拍摄人是同样水平，即便对方蹲或躺在地上，摄影师也应该降低自己的摄影机。说这些话时，小川的手作扛摄影机样子，或蹲或跪在地上。当然，小川也不是自己独讲，他专门安排了一天时间，就中国纪录片的状况采访我，他的妻子白石洋子在一旁拍照片和录音。采访的目的是要了解整个亚洲的纪录片现状，那时他把很多精力放在推动亚洲纪录片的发展上，这些都是我后来慢慢知道的。我并不是第一个被邀请到他的工作室里的纪录片人，之前就有菲律宾、韩国、泰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年轻纪录片人，在小川这里以各种方式非正式地“进修”过。那时小川谈得最多的是，纪录片是一种精神，一种靠真实纪录的眼光和勇气建立起来的力量，来带动社会中更多的人来思考和改变现状，所以它不应该只是个别电影人的事，应该集合起来，共同推动，形成力量。尤其是在亚洲，整个纪录片的水平都在欧美之下。那时，小川还有一个计划是，邀约一些亚洲的年轻的纪录片人在日本或其他地方，以“夏令营”方式让大家来共同切磋交流，回去后可带动一批，并一届一届搞下去。可惜的是，这个计划随着小川去世，成了一个梦想。
当然，小川的这种纪录精神是留存下来了。除了他的“永远流传历史与史诗力量”的作品，还有就是他亲手创办的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这个电影节举办地的日本山形市有一个叫古屋敷村的地方，是小川在1980年代带摄制组驻扎七年之久的一个农村，在那儿拍摄完成了纪录片《日本国古屋敷村》。之后，小川经过努力，在当地政府支持下，从1989年开始创办了两年一度的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这是在亚洲本土的第一个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虽然当今世界上的电影节的数量和名目数不胜数，从戛纳、威尼斯那样让一些故事片导演或狂喜或断肠的电影节到各种“女性电影节”、“同性恋电影节”、“武侠电影节”等等专题的、边缘的电影节，有个从事电影发行的香港人跟我一点儿也不夸张地说，一年365天，天天都有电影节。但“能像故事片一样制造梦想天堂”的纪录片电影节却是寥寥可数，所以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创立，对世界和亚洲的纪录片交流和发展，意义是长久的。但它的创办人小川，却没有机会看到。在1991年的第二届，也就是我和他见面和看片的那个夏天后两个月，他就因癌扩散住进医院，次年2月去世。为纪念小川先生和他的纪录片精神，山形纪录片电影节从1993年的第三届起，专设一个“小川绅介奖”，授奖对象是亚洲纪录片人。在这一年的电影节，我见到了小川生前的制片人伏屋博雄先生，他把刚刚出版的《小川绅介的世界》一书送给我。这是一本对小川先生一生纪录片工作的总结，但因为是日文版，我只能翻看其中的图片。让我高兴的是，两年多后的1996年，我收到了由在日本定居的中国朋友冯艳女士翻译、在台湾出版的中文版。真希望什么时候，在大陆这本书能够问世。
在小川去世前一个月，即1992年的1月，我在北京收到小川寄来的新年贺卡，手写的，在表达了新年祝福后，小川写道：继续拍片吧!需要什么帮助，请只管告诉我。多年过后，我仍在想着这句永远让我温暖的话。
以上这些文字写在十年前，小川绅介躺在地下已有十个年头了，我这个仍然活在地上的人做了些什么呢?非常羞愧!当别人再和我约稿写写小川时，我觉得我无法再写出十年前那种感觉了，当然尊敬和景仰依然新鲜，小川依然让我高山仰止。高兴的是，冯艳十年前翻译的这本书可以在中国大陆出版，今天在中国拍纪录片的人是十年前的很多很多倍，就连翻译者冯艳本人也是几部纪录片作品的作者了。
尽管这本书迟到了十年，但相信它仍然充满力量。
2007年3月，北京草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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