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成名作《青年之海》的时候

　　就这样，有了这几次练习，我渐渐地感受到了电影的魅力。于是，跟岩波签了签约导演合同，辞了工作，成了自由职业者。当时还像模像样地发表了一个宣言，表示要“靠自己的力量开拓新的影像领域”。就这样和黑木和雄、土本昭典、东阳一、铃木达夫、搞录音的久保田幸雄几个人一起离开了岩波。众所周知，这几个人现在都活跃在电影界，而且当时就相当有自信能干好。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着落。本来不辞工作就好了，可是跟着凑热闹的辞掉了。既然辞了就辞了，可是今后怎么办却一点儿打算也没有。那时候，我拼命地写广告片的脚本，一年之间大约写了有16个左右。总之，是拼命地写了，然后拿着这些脚本四处奔走。

　　听起来也许有点儿奇怪，我一直忘不了“五块钱的温暖”。当时，对我来讲，五块钱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当时我穷得连一千块都觉得是大钱。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很穷，可以说是日本第一了，这一点连我周围的人也是承认的。就这样一个穷鬼，被影像世界的荣光所迷住，对它的悲惨程度连想也没想就把工作扔掉了（笑）。可是现实世界里是先有悲惨才有荣光，我把它弄颠倒了，以为荣光的尽头才是悲惨。那时候我的精神状态至少有七十岁左右，甚至想，就是现在放弃与人打交道的行业，死掉了也没什么。不过，要先有荣光才可以。可是脚一踏出岩波的门，就撞上了悲惨的墙。那时候已经结了婚，靠老婆的收入生活，可以说是寄生虫了，在悲惨到来时茫然不知所措……

　　当时我最愁的是没有地方搞电影创作。比如一个党派要进行文化宣传，会搞一些自主上映。此外就再也没有人搞了。可以说是零。像现在这样在公共礼堂里上演电影在当时简直无法想像。这样，出了岩波才愕然清醒过来，我们的这点热情，要是整天泡在酒馆里就全完蛋了。为此，焦躁过，也发愤学习过。学习电影，只要你痛苦地折腾过就学会了。像野狗一样来回游荡也许是最好的学习。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你要首先知道人生、了解人，在极限的情况下才能学到东西。不过，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话。现在的新一代会过得更愉快一些。比如说今天上演《校服与机关枪》，电影院里坐满了观众。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想不出这样的题目。机关枪=杀人，这不好，错误=反战，这么给你联系起来（笑）。

　　总之，我成为无所属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拍电影等于是“豁出去了”，没有一点方法论。我当时并不是为了自己的主义、主张什么的才离开了企业去和几个伙伴搞电影。说得极端一些，只是写了几个脚本，拿着这些脚本跑，亚马哈公司也去了，小松推土机公司也去了，东奔西走。可是，像我这样的穷光蛋谁也不会理你的。老实讲，对我来说，不管是广告片还是什么，只要是能拍电影就行。可是，就连这样一个机会也弄不到手，既穷又没有什么才能的青年，该怎么办呢?要拍电影只能靠自己。又不像夏布洛尔那样突然间从亲戚那里继承了一笔意外的遗产。所以，只能靠自己筹集资金、自己制作，别无出路。

　　《青年之海》就是用这种方式拍的。当时考虑的是全国有很多接受通信教育的人，这样，片子很容易公演，这么一来资金也容易回收。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在拍这个片子的过程中，渐渐觉得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其实是在骗人。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听上去很好听。可是，做学问难道是这么轻而易举的吗?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是这个片子的主题，可以说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你连这个都怀疑了，那不用说是没有资格做这个片子的导演了。于是我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结果这个电影拍了四个抱有同样疑问的年轻人，描绘的是一曲青春乐章。

　　到现在我都不能忘记，开这个电影的预演会的时候，我翻遍了文化界的名簿和报纸的有关栏目，查找地址，给各种各样的评论家寄了请帖。当时，东京剧场的地下有个试片室，我们把它租下，然后在请帖上写好某日二时在此举办试映会，请您一定来。当时我没有钱把拍好的胶卷从显影厂取出来，只好跑到当铺去，想尽各种办法借到钱，把第一号胶卷取出，急急忙忙地赶到试片室去。不管怎样，请帖发了不少，怎么也不至于当和尚吧?可是到那儿一看，竟然谁也没来。来的只有庆应大学《三田新闻》的记者和我的弟弟妹妹。只有三个人。这就是我拍电影的起点。

　　所以，听上去也许有点奇怪，我对自己的电影没有多少观众看这点并不是很在意。当然，有没有观众和你的经济利益有直接的关系，没人看你就要破产。但我不会单纯因为观众少就会惊慌失措。因为我的片子最初只有三个人看。如果以后拍的片子，看的人比三个还少，我会放弃拍片的。但如果观众在三个以上，那就是说比我的起点还多，说明我不用怀疑的一点是有进步了。我的起点就是如此，一边过着那种脏水沟里的老鼠似的生活，一边坚持拍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