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4)
追求记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 作者：小川绅介 2007-11-22 02:46
怎样才能拍好农业？
不过，这些姑且不论，单讲我们拍三里塚。这么一来，你从取景器里看到的自以为是本质的那种东西，十个人十个样。对这一点，大岛（渚）曾讲过一句有意思的话。他说：电影这东西，你要把它往坏处讲它就坏，你要把它往好处讲它就好。大岛是在不久前来牧野的时候，一边喝酒一边讲这番话的。比如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实际上有很多可挑剔的地方。把镜头剪掉那么多，真不知是怎么搞的（笑）。人物没有一个是活生生的，简直荒唐透顶。不过，如果你要把它说成是一部了不起的影片，也可以找出很多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十个人会有十个借口。
因此，我想要的不是什么借口、理由，而是站在摄影机前的一个人，他在观察事物时的那种存在感。当然，这和看电影一样，十个人会有十种观察方式，所以很有意思。但我想，只要知道在这里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就足够了。因此，这么一想，三里塚就没法拍了，因为我们不懂农业。
有一天，我和摄影师田村（正毅）一起在田里溜达，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事。我一动摄影师就得跟着，他的后边又跟着录音的，摄影机和录音机是用脉冲电线连着的，摄影师的旁边还跟着两名助手。大白天里，四五个大男人溜达来溜达去的，简直是不成体统（笑），因为当时大家都正在汗流浃背地劳动。正因为我们欠了农民这份情，所以在拍片的时候，总要考虑很多事情。当时正值秋季，有很多红蜻蜓飞来飞去的。我偶然间发现，红蜻蜓嗖地一下子飞过来，落在了正在割稻子的老爷爷的腰上。这个老爷爷是个酒鬼，平时走路都摇摇晃晃的，可是，红蜻蜓偏偏落在了这个老爷爷的腰上，而那些来帮忙的年轻力壮的学生们的腰上就没有。也就是说，上了年纪的人干农活的时间长了，腰很稳。一定是这样的。归根到底，人的一举一动都是由腰来决定的。这一点，要在一瞬间对事物的变化作出反应的红蜻蜓比人还清楚。用句剑术的行话来说，当空气的波动和人的活动频率一致的时候，人动即非动。这是因为人的活动没有和空气的气流相悖。
再说点离题的话，我和铃木达夫一起拍片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样令人吃惊的事。不知大家知道不知道有一种叫做Arriflex的摄影机，镜头是螺旋式的，与C装置的摄影机不同，栓一拔，镜头就很容易卸下来，非常方便。我们就用它来拍人物。一直用拉镜头的办法来拍。因为使用的是长镜头，所以到了一定程度，再推近，镜头就会碰上人的脸。那怎么办呢?那就把镜头拔掉。就这么着，在没有镜头的情况下继续拍。能拍这种画面的铃木达夫，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摄影师。
我认为这是一种“空隙”。什么是“空隙”呢?就是一下子能进去的那种。有一次我们拍一名在学生运动中受到挫折的女孩子。开始是拍眼，渐渐变成特写，然后，把镜头摘掉接着拍，这时给你的感觉就像是进到了她的脑髓里面去了。这种感觉虽然很难形容，但这仍然可以说是一种波动，也就是说镜头和拉拍，以及摘镜头的时机和调焦都没有和空气相悖，毫无抵抗地一下子就进去了。在这种时候能把焦点调得很准的摄影师的手，可以比得上钢琴师的手。一名老练的钢琴师，可以用她优美的手指，把相当于一个乐队的音量弹奏出来。那手指的动作是很美的。就这么着，不能和空气相悖。
那个腰上落着红蜻蜓的老爷爷也是如此。当时我就想：这个不行，没法拍。我对田村讲，拍这个对我们来说太难了。我和田村搭档，在当今的电影界里可以说是一件珍宝。不是我在自夸，我们俩对此称号确实当之无愧。那时候，他也觉得这个无法拍。虽然也许他没有明确使用“不行”这两个字。就这样，我们一直在琢磨怎样才能拍这个场面，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
那以后，三里塚又发生了好几次斗争。我们的影片里也拍了很多斗争的场面。有一天，挖洞斗争的时候，出水了。地下水冒了出来，洞里很危险。那里属于关东垆坶质土壤层，都是沙质土，所以很容易塌方。这样的话，必须及时把水淘出去。可是你又不能用泵来抽，因为噪音很大，而且周围又是机动队又是便衣的。该怎么办才好呢?于是，乡亲们割来了很多树枝，把小树枝从根部割下来，然后把它倒过来，插到出水的地方。这种做法和毛细血管的原理是一样的，树枝的枝头把水吸过来，你只要用管子什么的把它抽掉，水就会从那里流出去。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了许多这样的事，就觉得我们已经输掉了。人嘛，你要是连这个都不懂的话，就没法拍电影。
再说点儿离题的话。比如你冬天到山里去，冻得不行的时候，要是连可燃的树和不可燃的树都分不清的话，那你只好冻死。如果你懂得哪种树是可燃的，你就会把可燃的树枝拣回来，然后劈成火柴棍一样细，这样你很快就会拥有一堆温暖的火。这些事看上去也许和影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可是我认为它本身就是电影。这么一想，就更觉得我们拍电影的方式不行了。结果，我们觉得如果不自己亲身体验一下挖土耕田的滋味，就绝不会拍好农民。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最终促使我们搬到了山形。
不过，这些姑且不论，单讲我们拍三里塚。这么一来，你从取景器里看到的自以为是本质的那种东西，十个人十个样。对这一点，大岛（渚）曾讲过一句有意思的话。他说：电影这东西，你要把它往坏处讲它就坏，你要把它往好处讲它就好。大岛是在不久前来牧野的时候，一边喝酒一边讲这番话的。比如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实际上有很多可挑剔的地方。把镜头剪掉那么多，真不知是怎么搞的（笑）。人物没有一个是活生生的，简直荒唐透顶。不过，如果你要把它说成是一部了不起的影片，也可以找出很多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十个人会有十个借口。
因此，我想要的不是什么借口、理由，而是站在摄影机前的一个人，他在观察事物时的那种存在感。当然，这和看电影一样，十个人会有十种观察方式，所以很有意思。但我想，只要知道在这里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就足够了。因此，这么一想，三里塚就没法拍了，因为我们不懂农业。
有一天，我和摄影师田村（正毅）一起在田里溜达，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事。我一动摄影师就得跟着，他的后边又跟着录音的，摄影机和录音机是用脉冲电线连着的，摄影师的旁边还跟着两名助手。大白天里，四五个大男人溜达来溜达去的，简直是不成体统（笑），因为当时大家都正在汗流浃背地劳动。正因为我们欠了农民这份情，所以在拍片的时候，总要考虑很多事情。当时正值秋季，有很多红蜻蜓飞来飞去的。我偶然间发现，红蜻蜓嗖地一下子飞过来，落在了正在割稻子的老爷爷的腰上。这个老爷爷是个酒鬼，平时走路都摇摇晃晃的，可是，红蜻蜓偏偏落在了这个老爷爷的腰上，而那些来帮忙的年轻力壮的学生们的腰上就没有。也就是说，上了年纪的人干农活的时间长了，腰很稳。一定是这样的。归根到底，人的一举一动都是由腰来决定的。这一点，要在一瞬间对事物的变化作出反应的红蜻蜓比人还清楚。用句剑术的行话来说，当空气的波动和人的活动频率一致的时候，人动即非动。这是因为人的活动没有和空气的气流相悖。
再说点离题的话，我和铃木达夫一起拍片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样令人吃惊的事。不知大家知道不知道有一种叫做Arriflex的摄影机，镜头是螺旋式的，与C装置的摄影机不同，栓一拔，镜头就很容易卸下来，非常方便。我们就用它来拍人物。一直用拉镜头的办法来拍。因为使用的是长镜头，所以到了一定程度，再推近，镜头就会碰上人的脸。那怎么办呢?那就把镜头拔掉。就这么着，在没有镜头的情况下继续拍。能拍这种画面的铃木达夫，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摄影师。
我认为这是一种“空隙”。什么是“空隙”呢?就是一下子能进去的那种。有一次我们拍一名在学生运动中受到挫折的女孩子。开始是拍眼，渐渐变成特写，然后，把镜头摘掉接着拍，这时给你的感觉就像是进到了她的脑髓里面去了。这种感觉虽然很难形容，但这仍然可以说是一种波动，也就是说镜头和拉拍，以及摘镜头的时机和调焦都没有和空气相悖，毫无抵抗地一下子就进去了。在这种时候能把焦点调得很准的摄影师的手，可以比得上钢琴师的手。一名老练的钢琴师，可以用她优美的手指，把相当于一个乐队的音量弹奏出来。那手指的动作是很美的。就这么着，不能和空气相悖。
那个腰上落着红蜻蜓的老爷爷也是如此。当时我就想：这个不行，没法拍。我对田村讲，拍这个对我们来说太难了。我和田村搭档，在当今的电影界里可以说是一件珍宝。不是我在自夸，我们俩对此称号确实当之无愧。那时候，他也觉得这个无法拍。虽然也许他没有明确使用“不行”这两个字。就这样，我们一直在琢磨怎样才能拍这个场面，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
那以后，三里塚又发生了好几次斗争。我们的影片里也拍了很多斗争的场面。有一天，挖洞斗争的时候，出水了。地下水冒了出来，洞里很危险。那里属于关东垆坶质土壤层，都是沙质土，所以很容易塌方。这样的话，必须及时把水淘出去。可是你又不能用泵来抽，因为噪音很大，而且周围又是机动队又是便衣的。该怎么办才好呢?于是，乡亲们割来了很多树枝，把小树枝从根部割下来，然后把它倒过来，插到出水的地方。这种做法和毛细血管的原理是一样的，树枝的枝头把水吸过来，你只要用管子什么的把它抽掉，水就会从那里流出去。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了许多这样的事，就觉得我们已经输掉了。人嘛，你要是连这个都不懂的话，就没法拍电影。
再说点儿离题的话。比如你冬天到山里去，冻得不行的时候，要是连可燃的树和不可燃的树都分不清的话，那你只好冻死。如果你懂得哪种树是可燃的，你就会把可燃的树枝拣回来，然后劈成火柴棍一样细，这样你很快就会拥有一堆温暖的火。这些事看上去也许和影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可是我认为它本身就是电影。这么一想，就更觉得我们拍电影的方式不行了。结果，我们觉得如果不自己亲身体验一下挖土耕田的滋味，就绝不会拍好农民。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最终促使我们搬到了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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