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朋友重新点燃了我的兴趣，很快我就与这两位纪录片的制作人一一联系，在电话上谈论这一话题。第一位是邵子平，他是美籍华人活动家，曾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是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联盟（the Alliance in Memory of the Victims of Nanjing Massacre）的前主席，并协助制作了《马吉的证言》。另一位是汤美如（Nancy Tong），她是一位独立制片人，曾制作并与崔明慧（Chritine Choy）共同导演了《以天皇的名义》（In the Name of the Emperor）这一纪录片。

    在邵子平和汤美如的帮助下，我进入了这一社交圈。他们中许多人是第一代美籍或加拿大籍华人，与我一样，他们认为在所有幸存的受害者去世之前，要让幸存者为这一事件作证，留下证言，并将其出版，甚至寻求日本对南京暴行进行赔偿。由于担心被北美文化所同化，一些人认为这会使他们的后代淡忘他们历史遗产中这一重要部分，另一些人则希望将他们的战时记忆传给他们的孩子和第三代。在华人聚集的城区，如旧金山海湾区、纽约、洛杉矶、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地，华人激进分子组织集会和教育活动来披露二战中日本人的战争罪行。他们在纪念馆和学校展出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录像和图片，在网上公布有关事实和照片，甚至在《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上用整版的篇幅刊登相关主题的广告。有一些激进组织在网络技术上是如此的老到，他们只需按一下按钮，即可将有关消息发送给全世界的25万读者。

    1994年12月我参加了由史维会（Global Alliance for Preserving the History of World II in Asia）赞助的一次会议，该会议是纪念南京暴行的受害者。在会议上，我突然意识到，我儿时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不仅仅是一个民间的传说，而是真实的口述历史。该会议是在加州的库帕提诺（Cupertino）举行的，它位于硅谷中心圣何塞市的郊区。在会议大厅，会议组织者准备了海报般大小的南京大屠杀的照片——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可怕的照片。尽管从小我曾听过许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讲述，但面对这些图片我还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毫无掩饰的黑白图像：被砍下的头颅、被开膛的腹腔以及裸体的妇女，强奸她们的士兵迫使她们做出各种色情的姿势，而她们的脸上则露出了令人难忘的痛苦和羞辱的表情。

    在此炫目的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不仅生命很脆弱，而且人类对死亡的体验本身也是如此。在小时候我们就了解了死亡的含意。我们知道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卡车，或是公共汽车撞到，并立刻被剥夺生命。除非我们有某种宗教信仰，否则我们会认为这种死亡是毫无意义和不公平的。但我们也知道尊重生命，尊重大多数人的死亡过程。如果你被汽车撞上，有人可能会在你受伤时趁火打劫，偷走你的钱包，但更多的人会前来帮助，试图拯救你宝贵的生命。有人会打911，有人会跑着去通知正在巡逻的警察，还有人会脱下外套，折叠好，并置于你的头下，如果这真是你生命的最后时刻，由于知道有人关心你，你会在这种虽微不足道，但却使你感到宽慰的氛围中离开人世。

    挂在库帕提诺墙上的照片表明，不止一人而是成千上万个生命的消失，死于他人的野蛮的奇想和冲动，且第二天他们的死就变得毫无意义。但是更令人震惊的是那些带来死亡（这些死亡是人类体验的最恐怖的那种，即使是不可避免的）的人可能还使受害者蒙受羞辱，并强迫他们在极度痛苦和耻辱中终结生命。我突然陷入惊恐之中，除非有人迫使世界记住这一事件，否则这种可怕的对死亡及死亡过程的不敬，这种人类社会进化中的倒退现象仅仅会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中无足轻重的小插曲，被当作计算机程序中的一个无碍大局的小故障。

    会议期间，我得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两本小说正在创作中〔《天堂之树》（Tree of Heaven）和《橙色雾霭中的帐篷》（Tent of Orange Mist）两本书都在1995年出版〕［12］以及有关大屠杀的图片集〔《南京大屠杀：照片中的见证》（The Rape of Nanking：An Undeniable History in Photographs）〕，但是在当时还没有人用英文写过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非小说、叙述体的专著。由于我已较深地钻研了大屠杀的历史，我了解到美国就有写这本书所需的一手资料。美国传教士、记者和军官为了后代，在他们的日记、电影和照片中，从各自的视角记录了这一事件。为什么没有其他的美国作者或学者充分利用这一丰富的一手资料写一本非小说体的专著，甚至有关大屠杀的博士论文？

    不久，对于为什么世界历史很少涉及南京大屠杀这一奇怪的现象，我有了部分的答案。南京大屠杀之所以没有像纳粹屠杀犹太人或广岛原子弹那样深入世界人民的意识之中，是因为受害者自己保持沉默。

    另外，日本国内的主导氛围窒息了对南京大屠杀的公开和学术性的讨论，也进一步抑制了有关这一事件的信息传播。在日本，表达对中日战争的真实观点过去有，现在仍然有丢掉饭碗，甚至丧失生命的风险〔1990年，一名枪手开枪击中了长崎市市长岛均（Motoshima Hitoshi）的胸部，原因是他说裕仁天皇应该承担二次大战的部分责任〕。这种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妨碍了许多严肃的学者到日本档案馆进行相关的研究。实际上，在南京时，我被告知，由于担心人身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少批准中国学者去日本进行相关研究。在这种氛围下，对日本以外的人来说，获得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手档案资料变得十分困难。另外，大多数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不愿意接受关于他们经历的采访，尽管近年少数老兵不顾遭受孤立，甚至是死亡的威胁，将其经历公之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