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南京的大规模强奸所导致的最怪异的后果之一，就是日本政府对来自西方国家大量抗议的回应。日本大本营不是去制止或惩罚肇事的士兵，而是制订计划，建立一个庞大的地下军妓组织，这个组织将把亚洲数万名妇女纳入其网络中。“日本华中方面军发布了在这段时间里修建慰安所的命令，”日本中央大学的著名历史教授吉见义明（Yoshimi Yoshiaki）1946年生，日本中央大学商学部教授，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代表，著有《新世界史——法西斯主义根源》（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从军慰安妇》（岩波书店1995年）、《毒气战与日军》（岩波书店2004年）等。——译者。评论道：“因为在上海和南京战斗之间发生大规模的强奸事件后，日本害怕来自中国、美国和欧洲的批评。”［44］

    1938年1月日军在南京开设慰安所，日本官兵拥挤在慰安所门前。

    该计划非常简单。通过诱拐、购买或绑架8万到20万妇女——大部分来自日本的殖民地朝鲜，但也有的来自中国内地及台湾、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日本军方希望用这个方法减少随意强奸当地妇女的事件（这样可以消除国际社会谴责的机会），通过使用避孕套遏制性病的传播，犒劳在前线长时间作战的士兵。当然，当后来全世界都了解这一计划时，日本政府却拒绝承认责任。在战后数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坚持说是私人企业而不是日本政府在经营这些战时的军队妓院。但1991年，吉见义明从日本防卫厅档案里发现了一份题为“关于为军队妓院招募妇女”的文件，这个文件盖有日本大本营领导人的私人印章，并命令立即建立“性慰安设施”以阻止日本军队强奸日军占领区的中国妇女。［45］

    1938年第一家正式注册的慰安所在南京附近开业。用“慰安”一词来修饰这些妇女，或许是这些妇女居住的“房屋”是滑稽可笑的，因为它使人想起漂亮的艺妓弹着琵琶，为男人洗澡、按摩。而在现实中，这些妓院的条件之污浊超出了大多数文明人的想象。无数妇女（日本人叫她们“公共厕所”）在得知她们自己的命运后自杀，其他一些人死于疾病或被谋杀，那些活下来的人，终生蒙受耻辱、孤独、不孕或疾病缠身。由于大多数受害者来自对妇女贞操理想化的传统社会，那些幸存者因为担心面临更多的耻辱和嘲笑，即使在战后也鲜有提及她们的经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最近。亚洲的儒教，特别是朝鲜的，把女性的贞洁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而且根深蒂固地认为，任何妇女有过如此屈辱的经历而不去自杀本身就是对社会的侮辱。因此半个世纪后，只有极个别的慰安妇鼓起勇气打破沉默，并要求日本政府对她们的苦难提供经济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