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6日，一伙少壮派军官发动了一场胆大妄为的政变，并杀死数名政治家。尽管政变使东京闹市区瘫痪了三天多，但最终失败，政变领导人被投入监狱或是被处决。权力从极端分子手中转移到政府内的一个更谨慎的派别，不过，当涉及称霸亚洲这一点时，即使这一派别也持有与少壮派一样的狂热观点，说明这一点非常重要。

    日本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很快就意识到，他们要想控制中国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因为有迹象表明，中国在1895年被迫屈服于日本的要求后，正在增强自己的国力，这使得日本扩张主义者在完成其使命中有了紧迫感。

    中国的确利用过去的二十年将一个分崩离析的帝国转变为一个励精图治的共和国。1911年，起义的革命军打败了清军，结束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清朝统治。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称帝。清朝正式建立到1912年覆灭共持续了276年。——译者二十年代，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成功地击败了中国北方的军阀并统一了中国。他们还宣布将废除外国列强强加给清朝政府的一切不平等的条约作为自己的一个奋斗目标。由于蒋介石的战略保持了良好发展的势头，它威胁到日本在满洲和蒙古的利益，因此必须在中国变得过于强大而无法征服之前采取某种行动。

    在日本政府的同意下，日本陆军开始更加主动积极地干预中国事务。1928年，当满洲的统治者、军阀张作霖没能完全与日本进行合作时，日本策划了暗杀张作霖的行动。这一谋杀只是起到了激怒中国人民的作用，他们组织了更多的抵制日货的行动。

    到三十年代，日本开始对中国不宣而战。1931年9月18日，日本陆军炸毁了日本拥有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轨道，希望挑起事端。当这一爆炸没能导致火车出轨时，日本人就打死中国卫兵，并向世界媒体反诬中国人进行破坏。这一事件为日本人占领满洲提供了借口，后来他们将满洲改名为“满洲国”，并扶植中国的末代皇帝、满清王朝的继承人溥仪为傀儡皇帝。然而，对中国满洲的占领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这一情绪在民族主义激进分子的鼓动下更加高涨。双方情绪都到了失控的地步，并在1932爆发了流血冲突。当时上海的民众袭击了五名日本僧人，并造成一人死亡。日本立即进行报复，轰炸了该城，数万名平民死亡。当日本在上海的杀戮引起全世界舆论的批评时，日本对此的回应是将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并在1933年退出国联。一般认为日本退出国联的主要原因是对《李顿报告》的不满。——译者为了准备日中之间不可避免的战争，日本已经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并训练了士兵。［12］年轻人很小就开始接受军事训练。三十年代的尚武思潮更渗透到日本男孩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的玩具店简直就成了战争神社，玩具士兵、坦克、头盔、军装、步枪、高射炮、军号和榴弹炮等一应俱全。那个时代的回忆录描述男孩在街头玩打仗游戏，用竹竿当步枪，有的甚至将木棍捆在背上，将自己想象为执行自杀任务的“人肉炸弹”，为国捐躯的英雄。

    日本学校的管理就像微缩的军营。实际上，学校的一些老师就是军官，他们对学生讲授他们的责任——帮助日本实现征服亚洲的神圣使命，以及作为最优秀的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教导年龄较小的男孩如何使用木制枪械，指导年纪稍大的男孩如何使用真枪。教科书成为战争宣传的载体，有一本地理书甚至用日本地理位置作为日本扩张的理由：“从地图上看，我们处在亚洲的前锋位置，并勇敢地向太平洋挺进。与此同时，我们也随时准备保卫亚洲大陆免遭外部入侵。”［13］

    教师还向孩子们灌输对中国人的仇恨和蔑视，在心理上为他们未来入侵中国大陆做好准备。一位历史学家讲述了一位生活在三十年代有洁癖的日本学生的经历。当教师要求他解剖一只青蛙时，该学生放声大哭。他的老师用指关节敲击他的头，同时大声咆哮：“一只无用的青蛙有什么好哭的？你长大后还得杀一百、二百个支那猪呢！”［14］〔然而，尽管存在这方面的心理训练，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拉纳·米特（Rana Mitter）评论道：“日本社会对待中国的态度存在着十分矛盾的心理，与对待朝鲜的态度不同，它不完全是种族主义者的蔑视。一方面，他们承认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源泉，他们从中国吸收了大量的文化营养；另一方面，他们又被二十年代中国的混乱状况所激怒。1931年满洲事件的策划者石原莞尔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狂热的支持者。包括孙中山、袁世凯在内的许多中国人在辛亥革命之前和之后的岁月里得到日本的帮助和训练。日本人还为中国人建立了庚子赔款奖学金和同仁会（Dojinkai）医院。像桥本时夫（Hashimoto Tokio）这样的学者真心诚意地欣赏中国文化。日本外务省和陆军的中国通受过良好训练，并对中国相当了解。”然而，这些知识和训练几乎都没有传递给普通的日本士兵。〕

    日本学校中的军国主义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十九世纪末，日本的文?大臣宣布学校的管理不是为了学生，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小学教师所接受的培训与新兵的训练相差无几，这些实习教师住在兵营里，受到严格的纪律约束和思想灌输。1890年日本颁布了《教育敕语》，它规定的道德规范不仅针对学生和教师，而且也适用所有日本公民。《教育敕语》实际是军人道德规范的平民版本，1882年天皇曾颁布过《军人敕语》。——译者其核心价值是对权威的服从和对天皇无条件的忠诚。在日本的所有学校里，《教育敕语》与天皇的肖像被供奉在一起，每天早上都要宣读《教育敕语》。据报道，不止一名教师在宣读《教育敕语》时，偶尔念错字而自杀，以此向亵渎圣旨谢罪。［15］

    到三十年代，日本教育体制已被严格、统一地管制，并变得十分僵化。一位来访者在参观一所小学时，看到数千名儿童挥动着旗帜，步调一致，笔直地前行，不禁发出惊喜的感叹。［16］很明显，来访者只看到了秩序与纪律，但没有看到建立和维持这种纪律与秩序背后权力的滥用。［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