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的举止像一名具有虐待狂倾向的军训教官，打学生耳光，对学生拳脚相加，或用竹竿和木棍抽打，上述现象司空见惯。学生被迫背负重物、正坐（sit on their knees）、赤脚站在雪地里，或围着操场跑步直到累倒。对此，家长即使愤怒，也很少过问。

    如果学生决定当兵，服从上级的压力就更大。恶意的欺辱、无情的规则、吹毛求疵的挑剔通常压制了任何残存的个人主义精神。服从被吹捧为最高美德，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被甘当螺丝钉的价值观所取代。［18］

    为了把个体上升为共同体，军官或老兵经常无故地打新兵的耳光，或用大木棍重打他们。根据心理学家入谷敏男（Iritani Toshio）的研究，军官常常用下面的话来证明他们任意惩罚的正当性：“我打你不是因为我恨你，我打你是因为我关心你。你以为我是由于神经错乱才把自己手打得红肿和流血吗？”在这样的残忍的状况下，一些士兵死亡，另一些自杀，而大多数则成为被锻炼过的“容器”，任由军队将一整套新的人生目标灌输进去。

    对有抱负的军官而言，训练也是一个使人筋疲力尽的过程。二十年代，所有军官学校的学生都必须经过位于市谷（Ichigaya）的军事学院的学习，那里的营房过于拥挤，教室没有暖气，食物匮乏。这个地方更像监狱而不是学校。日本军校的训练强度超过大多数西方的军事学院：［19］在英国，一名军官在完成了1372小时的课堂学习和245小时的课外自学后就会被任命。但在日本，标准的要求是3382小时的课堂学习和2765小时的课外自学。军官学校的学生不但每天要坚持身体锻炼，还要学习历史、地理、外语、数学、科学、逻辑、绘画和书法等课程。课程表上的所有内容都是为了实现完美和胜利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是日本军官学校的学生必须具有“永不言败”的意志。这些学生对任何一点失败的暗示都非常恐惧，为了减少自杀的风险，考试成绩严格保密。

    日本的军事学院就像一座孤岛，与世隔绝。日本军官学校的学生既不享有任何隐私权，也没有任何展示个人领导才能的机会。所有阅读材料都经过严格的审查，而且也不存在任何空闲时间。历史和科学课程的内容被歪曲，使学生产生这样的印象：日本是一个超级种族。一位西方作者这样评论日本军官：“在那些可塑性很强的岁月里，他们与外界的愉悦、兴趣和影响完全隔绝，他们活动的狭小圈子里渗透着日本是特殊民族、日本军队也与众不同的宣传。一个在心理上已经与我们有很大距离的民族，这个民族的军官则与我们的距离更远。”［20］1937年夏，日本终于成功地挑起了与中国的全面战争。7月，根据条约即《辛丑条约》，该条约第九款规定外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之间驻扎军队。——译者，驻扎在中国天津的一个日本联队在古老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在黑暗中，有人向正在休息的日本军队开了几枪，在点名时，一名日本士兵失踪。于是日本人以此为借口，借机行使他们在本地区的权力。日本军队挺进到卢沟桥附近的宛平城外，要求中国守军打开城门让日本人进城寻找这名士兵。在遭到中国守军司令拒绝后，日本军队炮击了宛平城。

    到7月底，日本军队加强了对京津地区的控制，8月，日本开始进攻上海，第二次中日战争已不可逆转。但征服中国是一件比日本预想要困难得多的事情。仅在上海，中国军队就以十比一的优势超过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人数。中国国民党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将其最精锐的部队用在这一战役。就在那年8月，当35000名增援部队企图在上海登陆时，日本人遇到了第一次挫折。［21］

    一个隐藏的中国炮兵掩体向日军开炮，炸死数百名日本士兵，包括皇后的表兄良子（Nagako）。在数月的战斗中，中国军队极其勇敢地守卫这座城市。使日本人不安的是，上海战役进展缓慢，争夺战在每一条街道，每一个防御工事进行。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军队领导人就吹嘘过，而且也坚信，在三个月内日本可以征服整个中国大陆。［22］但仅在中国一座城市的战斗就从夏天拖到秋天，又从秋天拖入冬天，这粉碎了日本人轻易取胜的幻想。在这里，这个毫无军事科学知识、缺少训练的原始民族却成功地抵御了武器装备精良的日本人的进攻。11月当上海最终陷落后，日本皇军恼羞成怒。据说许多日本人在向南京进军时渴望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