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只是八年战争中，日本众多野蛮记录中的一个事件。在南京大屠杀之前，日本已经作为亚洲第一个违反战争法的国家而声名狼藉，日本不仅将空军作为战场上的武器，而且作为恐吓普通民众的手段。这里指从1937年8月开始的对南京及其他中国城市的轰炸，引起国际抗议。——译者接着，日本武装部队又发动了始于上海，经由南京，并深入内陆的系列战役，造成重大伤亡。

    尽管日本的话语中没有“最后解决”中国人问题这一说法，但是日本帝国政府批准了在中国某些地区消灭所有人的政策。其中最凶残的就是在华北地区实行的“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1］原因是共产党游击队在那里与日军进行了激烈有效的战斗。在日记中，一位灰心丧气的日本大佐透露了这一残忍政策是多么简单明了：“我接到上级的命令，这个地方的所有人必须杀掉。”［2］

    这一政策的结果导致了1941年范围广泛的恐怖主义行动，目的是消灭华北农村的所有人。这一行动将那里的人口从4400万减为2500万。至少有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朱尔斯·阿彻（Jules Archer）认为日本人屠杀了1900万人中的大部分，这些人从这个地区彻底地消失了。［3］不过其他学者推测数百万人逃到了安全地带。《中国血腥的世纪》（China Bloody Century）的作者R.J.拉梅尔（R.J.Rummel）指出，即使只有百分之五的中国人口成为屠杀的受害者，数量也达到近1000万人。［4］

    日本人还对中国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生物战试验。由于怀疑某些村庄帮助美国飞行员于1942年4月对东京进行的空袭，即著名的“杜利德空袭”（Dolittle Raid），由杜利德领导并策划的对东京第一次空袭。——译者有些生物战是针对这些村庄而进行的报复。在那些轰炸机可能降落的地区，日本人屠杀了25万平民，并在一面积为两万平方英里的地区，破坏了所有的中国机场。［5］战争期间，华北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的整个城市和地区被定为生物武器袭击的目标。我们现在知道日本飞机在上海、宁波和承德等城市散播带有鼠疫病菌的跳蚤，并将装有各种致病——如霍乱、痢疾、伤寒、鼠疫、炭疽和副伤寒——的烧瓶投入河流、水井、水库和房屋里。［6］日本人还将这些致命的细菌掺入食物里以便感染中国平民和军队。带有伤寒病菌的饼被丢放在露营地周围，以诱使饥饿的农民食用。日本人在释放数千名中国战俘前，将注有伤寒和副伤寒病菌的食物分发给他们。

    最终的死亡的人数也几乎难以置信，在157.8万至632.5万之间。［7］R.J.拉梅尔提出了一个保守的数字：死亡394.9万人，这其中除了40万外其余都是平民。但是，他也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日本的抢劫、轰炸和医学试验所造成的饥荒和疾病使得数百万人死亡。如果这些死亡人数计入最终死亡人数，那么，人们可以说在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日本人杀害了1900多万中国人。对中国抗战牺牲的人数有各种估计。——译者

    大多数人都无法确切地理解日本官兵犯下这些暴行时的心态。不过许多历史学家、目击证人、幸存者以及加害者自己推测了日本皇军如此赤裸裸残暴行径背后的动因。

    有些日本学者认为，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和中日战争期间的其他暴行是由一种被称为“压迫转移”的现象引起的。［8］根据《隐藏的恐怖：日本二战中的战争犯罪》（Hidden Horrors：Japanese War Crimes in World War II）的作者田中雄喜的说法，日本现代军队自建立之日起就潜藏着极大的残忍性。原因有二：一是日本军队对官兵的独断专行和残酷虐待；二是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度的特性，这种等级地位是由与天皇的远近而决定的。在进攻南京之前，日本军队也使自己的士兵蒙受无尽的羞辱。日本士兵被迫为军官洗内衣裤，或是谦恭地站着，任由自己的上级打耳光，直到被打得鲜血直流。［9］用奥威尔（Orwell）英国作家（1903-1950），代表作《动物庄园》和《1984》。——译者的话说，司空见惯的打骂士兵被描述为军官“爱的行动”，海军通过“铁拳”来整肃军纪的做法常被称作“爱之鞭打”。［10］

    研究表明，那些最无权力的人一旦掌握了等级制度中更下层人的生杀大权，往往是最暴虐的。当日本士兵到海外后，日本社会中僵硬的长幼强弱次序所产生的愤怒突然得到一个发泄的渠道。在外国土地上或是日本殖民地，日本士兵——天皇的代表——对他们的臣民拥有极大的权力。在中国，甚至地位最低的日本士兵被认为比当地最有权和最知名人士的地位要高。不难看出，多年被压迫的愤怒、仇恨和对上级的恐惧会在南京以无法控制的暴虐形式爆发出来。

    多年以来，长官无论选择以何种方式对待他们，日本士兵只能默默地忍受；而现在的情况则是日本士兵无论如何对待中国人，中国人都必须接受。

    学者们认为暴行的第二个因素是许多日本士兵对中国人充满敌意的蔑视，这种蔑视是?过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和社会教化的培养而形成的。尽管日本人和中国人有着——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类似的种族特征（也许正是这一点威胁到了日本所认为的他们的独特性，当然是以一种扭曲的方式），但日本皇军中却有人将中国人当作是次等人，杀死这些人在道德心理上没有什么负担，就像捏死一只臭虫或杀掉一头猪。实际上，无论在战前还是在战争中，日本各级军人都经常将中国人比作是猪。例如，一位日本将军对记者说：“坦率地说，你对中国人的看法与我的完全不一样，你将中国人看做是人，而我却把中国人当作是猪。”［11］一名日本军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把中国俘虏十人一组捆在一起，然后将他们推入坑中，再将他们烧死，这名军官在解释他的行动时说，他杀中国人时的感觉与杀猪没有什么区别。［12］1938年，日本士兵东史郎在他的南京日记中吐露：“现在一头猪比一个（中国）人更值钱，因为猪肉能吃。”［13］

    第三个因素是宗教，由于将暴力赋予了神圣的意义，日本皇军使暴力成为一种文化需要，这与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宗教信仰力量一样强大，这一力量驱使着当时欧洲人的行为。1933年一位日本将军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每一颗子弹都必须注入帝国的精神，每把刀尖都必须锤炼进大和魂”［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