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有日本人怀疑他们在中国使命的正义性，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永富说，他所受到的教育使他深信，日本天皇是世界当然的统治者；大和民族优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控制整个亚洲是日本的天定命运。一名当地的基督教牧师问他：“上帝与天皇谁更伟大？”他毫不怀疑“天皇”是正确的答案。［15］

    有一个比上帝地位更高的实体站在自己一边，对日本军队来说采取下一步行动就不那么困难了——相信战争，甚至是与之相伴的暴力，最终不仅使日本人民受益，而且战争的受害者也一样受益。在一些日本士兵看来，暴行是日本取得胜利的必要工具，它将有利于所有人，并有助于在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框架下创建一个更好的中国。日本的教师和军官在毫无道理殴打他们的学生和士兵时也持有这一心态，在他们的巴掌和拳头落在他们的受害者身上时，他们坚持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好。

    也许，正是松井将军在试图证明日本压迫中国的正当性时，他对日本人的这一自欺欺人的主流心态做了最佳总结。1937年，在他前往上海前，他告诉他的支持者：“我上前线不是与一个敌人去作战，而是怀着去抚慰兄弟的心态动身的。”［16］后来他在谈及对中国的侵略时说：

    中日之间的争斗一直是“亚洲大家庭”兄弟间的争吵……在那些日子里我一直认为我们必须将这一争斗看做是促使中国进行反省的一个方法。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们憎恨他们，恰恰相反，我们十分热爱他们。这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当长兄对胡作非为的小弟弟忍无可忍时，他不得不惩罚他，为的是使他改邪归正。［17］

    无论战后历史是如何发展的，南京大屠杀将永远作为人类荣誉的一个污点而存在。但是使得这一污点特别令人反感的地方，是历史对那一事件从未有一个恰当的总结。六十年后，日本作为一个国家仍然试图再次掩埋南京的受害者——不是像1937年那样将他们掩埋在土中，而是将南京受害者置于被遗忘的历史角落。在西方人们对南京大屠杀几乎一无所知，这是对受害者不光彩的进一步的冒犯，原因是很少有人试图向公众系统地讲述该事件和提供相关的历史文献。

    本书的初衷是向那些受害者提供援助，以免他们遭到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进一步的羞辱，并为南京数十万受害者的无名坟墓奉献我写的墓志铭。最终，本书却成为我个人对人类本性阴暗面的探索。人们可以从这一事件中汲取一些重要的教训：其中之一就是人类文明本身十分脆弱，如同薄纸。有些人认为日本民族具有不同寻常的邪恶，是一个危险的种族，永远也不会改变。但是在阅读了数箱有关日本战争犯罪的档案以及世界历史中的古代暴行后，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在二战中的行为与其说是危险民族的产物不如说是一个危险政府的必然。这个政府在脆弱的文化氛围中，在危险的时代里，能够向人们兜售危险的貌似理性的说教，而在正常情况下人们的本能是能够识破这些说教的。南京大屠杀应该被当作警世良言，告诫人们，人类很容易让自己的孩子被塑造成高效的杀人机器，并丧失人性。

    从南京大屠杀应该汲取的另一个教训是权力在种族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过人类历史中大规模屠杀的人士注意到，政府高度集权是极其危险的——在一定意义上，只有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才会使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成为可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研究大规模屠杀（democide，这一词汇是将demology（人口学）和genocide（种族灭绝）两词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合二为一。——译者拉梅尔创造的一个词汇，包括种族灭绝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屠杀）的泰斗R.J.拉梅尔完成了对本世纪和古代暴行系统和量化的研究，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研究，他用一部关于阿克顿勋爵阿克顿勋爵（1834-1902）被称为“历史法官”，他是十九世纪最有个性的人物之一，并被公认为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学问的英国人之一。他将自由史作为其终身研究对象。他认为政治自由是宗教自由的基本条件和保障。——译者（Lord Acton）戏剧的台词概括了他的研究：“权力导致屠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屠杀。”

    拉梅尔发现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越少，政府越有可能根据其领导人的心血来潮，或是心理阴暗面的冲动行事，发动对外战争。［18］日本也不例外。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可以被认为是由军队和皇族精英所控制的独裁政权可预测的必然结果，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话。这一不受制约的权力将整个民族用来实现少数人病态的目标，而这一进程的启动是由不受约束的政权来实现的。

    要汲取的第三个教训，也许是所有教训中最惨痛的一个，它在于人们的思想是如此容易地接受种族屠杀，并使我们所有人都成为难以置信的事件的消极旁观者。南京大屠杀成为世界的头版新闻，然而，当整个南京遭受屠杀时，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袖手旁观。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与对发生在波黑和卢?达的暴行的反应可怕的相似：当成千上万的人以难以置信的残忍方式死去的时候，全世界都观看过了CNN的报道，但却袖手旁观。人们可以争辩说，美国和其他国家没能及早地阻止纳粹“最后解决”犹太人是因为种族灭绝屠杀是在战时的秘密环境下发生的，而且屠杀的效率极高，直到盟军的士兵解放了集中营，亲眼看见恐怖的规模，大多数人才相信他们不断收到的报告实际上是真实的。但是就南京大屠杀，或是前南斯拉夫的屠杀而言，这一借口是不成立的。南京的暴行早就显赫地刊登在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上，而波黑的暴行实际上在所有人家的客厅里每天播放。很显然，人性中的某些特性允许最难以言表的罪恶行径在数分钟内演变成司空见惯的小事，前提是这些罪恶发生在遥远的地方，不会对我们个人构成直接的威胁。

    可悲的是，世界仍然是以消极的旁观者的态度对待日本第二次屠杀——拒绝道歉甚至拒绝承认他们在南京的罪行——以及日本极端分子试图将这一事件从世界历史中抹去的种种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