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南京的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1938）》一书的过程中，我得到许多人的帮助。从一开始许多组织和个人不断地给予我支持。尽管无法一一感谢几年来所有为我奉献出宝贵时间和专业知识的人，但是，我依然要在此特别向一些人表示感谢。

    我的父母张绍进和张盈盈博士是最早向我讲述南京大屠杀事件，并强调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的人，他们花了许多时间阅读本书的初稿，为我翻译一些关键文件，在电话上长时间的讨论中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对此我深受感动。他们是大多数作家所梦想有的那种父母——智慧、充满热情、给人以灵感。只有我自己能够真正理解在写作本书过程中他们对我的重要性。

    我的编辑苏珊·拉碧娜（Susan Rabiner）也认识到本书的历史意义，并鼓励我写这本书。在数星期、数月的时间里，她不仅逐行的校阅，而且由于她的真知灼见，为本书增色不少。她为我所做的这一切，是在她作为编辑主任，行政事务繁忙和在她离开Basic Books出版公司前所经历的个人压力的情况下完成的。在今天的出版界，鲜有像苏珊这样兼备文学才能和严肃非小说类作品的专业知识，并真正地关心作者的编辑。能与她如此广泛地一起工作不仅是一种乐趣，而且是一种殊荣。

    史维会在我研究南京大屠杀时对我非常支持，向我提供了照片、文章和全世界重要的关系。我特别要感谢史维会的丁元夫妇（Ignatius and Josphine Ding）、臧大化和吕建琳（David and Cathy Tsang）、张碚（Gilbert Chang）、魏乐（Eugene Wei）、J.J.Cao 和张国灏（Kuo-hou Chang）。

    那些帮助翻译重要文件的人士充实了本书的文本内容。为了完成这本书，需要利用四种文字（英文、中文、日文和德文）的原始资料，我必须仰赖朋友、同事甚至是陌生人的善意和帮助。我的朋友芭芭拉·梅森（Babara Masin），一位杰出高科技行政主管人员，精通五国文字，奉献出她的许多宝贵时间将许多德文报告和日记翻译成英文。圣地亚哥的杉山智子（Satoko Sugiyama）不仅志愿为我翻译了日本战时日记，而且帮助我与日本老兵东史郎之间进行通信。

    历史学家查尔斯·伯迪克（Charles Burdic）和汉堡的玛莎·贝基曼（Martha Begemann）帮助我找到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前主席约翰·拉贝的后人。我要对拉贝的外孙女厄休拉·莱因哈特表示感谢，她为我详细地描述了拉贝的生平，并给我拉贝的报告和日记的复印件。还要感谢《朝日新闻》的杰夫·海能（Jeff Heynen），他非常友善地将他翻译的拉贝文件给我。

    由于好几位朋友的帮助，我在东海岸的研究取得圆满成功。纽约的汤美如借给我许多与她的杰出的纪录片《以天皇的名义》相关的材料。在纽约，邵子平和其家人亲切好客，为我提供膳宿，甚至让我使用他们的汽车往返于纽黑文的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在我逗留华盛顿特区期间，《华裔美国人论坛》（Chinese American Forum）的前出版人李圣炎夫妇以及历史学家玛丽安·史密斯（Marian Smith）无私地为我提供了交通、住宿和精神上的支持。在国家档案馆，约翰·泰勒（John Taylor）指导查阅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大量材料，帮助我找到了军事和外交报告、美国破译的日本外交文件档案、美国战略服务处（OSS）它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译者的档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记录和法庭证据。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档案管理员琼·杜菲（Joan Duffy）和玛莎·斯莫利（Martha Smalley）十分热心，向我介绍传教士的日记和大屠杀的照片。

    太平洋基金会资助我到亚洲旅行。在南京，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研究员孙宅巍以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段月萍向我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中国档案，并带我前往当年日军在南京的各个屠杀地点。翻译杨夏鸣、王卫星长时间的和我一起工作，帮助我翻译档案和采访大屠杀幸存者的录像资料。

    在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恩函安排我到研究所继续研究大屠杀。《中国时报》的记者卡罗琳·林（Caroline Lin）热情地向我提供了与该主题有关的她的熟人和档案。老兵林保丁、林荣坤、程君清、王万勇和刘勇忠不加保留地让我接触了他们的资料。

     好几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克服了过去的恐怖的阴影，向我讲述了他们的经历。他们包括洛杉矶的钮先铭，南京的陈德贵、侯占清、李秀英、刘芳华、刘永兴、潘开明、唐顺山、夏淑琴，台湾的尚兆富（音）和朱泉玉（音）。

    大多数南京大屠杀的欧美目击者和他们的家人都十分慷慨地奉献他们的时间和信息，接受我的电话采访，向我提供照片、文件甚至是大屠杀的影像资料。他们包括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莫顿·贝茨（Morton Bates）、坦亚·康登（Tanya Condon）、弗兰克·蒂尔曼·德丁（F.Tillman Durdin）、马里恩·菲奇·埃克特（Marion Fitch Exter）、罗伯特·菲奇（Robert Fitch）、玛吉·加勒特（Marge Garrett）、彼得·克勒格尔（Peter Kroger）、艾玛·莱昂（Emma Lyon）、戴维·马吉（David Magee）、安吉和哈里特·米尔斯（Angie and Harriet Mills）、佛瑞德·里格斯（Fred Riggs）、查尔斯·索恩（Charles Sone）、利兰·斯图尔特（Leland Steward）、伊迪丝·菲奇·斯沃普（Edith Fitch Swapp）、马乔里·威尔逊（Marjorie Wilson）和小罗伯特·威尔逊。

    牛津大学的拉纳·米特（Rana Mitter）和克里斯琴·杰森-克林曾堡（Christian Jessen-Klingenberg）博士、哥伦比亚大学的卡罗尔·格卢克（Carol Gluck）和哈佛大学的威廉·柯比（William Kirby）在我的书出版前，花时间进行了审阅，并提出他们的学术建议，使得本书增色不少。

    在旧金山，数名日本人和亚洲人与我会面，并表达了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和日本否认战争责任的看法。我非常感激村川治颜博士在1997年3月30日帮助组织的研讨会并感谢Citania Tam慷慨地为此次会议提供场地。我还要感谢参加会议的度沼彰（Akria Donuma）、伊藤景子（keiko Ito）、岡健二（Kenji Oka）、秦健（音）、川末子（Sueko Kawamshi）、山路広津（Hirokiu Yamaji）、山路紀子（Noriko Yamaji ）和山路康弘（Yasuhiro Yamaji）。

    在我完成本书期间，其他各个方面给我提供过帮助的有：Simon Avenell、Marilyn Bolles、Frank Boring、Mark Cajigao、Julius Chang、Barbara Culliton、Jim Culp、Edward Dodds、 Mark Eykholt、David Farnsworth、Robert Friedly、 Richard Fumosa、Chris Goff、Paul Golob、Gilbert Hair、井口広、Ron King、Petrus Liu、David McWhirter、Dale Maharidge、Karen Parker、Axel Schneider、John Sweeney、寺尾茂久、Marijorie Traverso、王鄂、 Gail Winston、吴天威、尹集钧和史詠。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丈夫布莱顿·道格拉斯（Bretton Lee Douglas）博士，他毫无怨言地忍受了日本在中国一个个骇人听闻的故事，他的爱、智慧和鼓励给了我完成这本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