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的一天，作家徐志耕给我打电话，询问我是否愿意重新翻译张纯如的著作。尽管当时我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手头有另一个重要的项目待完成；尽管在学术界，翻译成果一般不受重视，往往是吃力不讨好，但我几乎没有犹豫就同意了。

    原因有二：首先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尽管张纯如的书已经出版十年，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产生了重要和持续的影响，但国内始终没有一个完整、准确反映原著的译本（包括符合学术规范的注释的翻译），因而，尽管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本书引用的一些史料对中国学者来说是全新的，但在国内相关研究中转引该书史料的并不多见。我在与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教授通信中曾这样写道：“虽然不能说我是更好的译者，但我目睹了本书的诞生过程，并有相关的学术背景，这是其他译者所不具备的，更重要的是我会将做好这一工作当作是对张纯如的一种纪念。”

    张纯如去世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曾举行了一个小型悼念仪式，邀请我参加，但那天我正好有课，未能前往；另外，虽然我在1999年初，发表过一篇有关张纯如在南京的回忆文章，张纯如去世后，新华社记者裴文彬，根据我的那篇回忆文章写的长篇报道也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12月07日第三版），但我自己在张纯如去世后并没有再写任何纪念文章。现在由我来重新翻译这本书多少也是弥补了这一遗憾。

    另外，张纯如在南京时，曾希望由我来翻译这本书，后来书出版后，也有类似的表示。我的同学王卫星曾专门与江苏一家出版社进行过联系，但由于各种原因未果。在本书出版十年后、张纯如去世三年的今天，翻译本书的任务再次落在我身上，不能不说是冥冥中的一种安排，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张纯如回国后不久就将她写的第一本书寄给了我，以后还陆续收到她寄来的其他几本书和资料。1997年《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出版后，她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她已经将该书寄给我，但我始终没有收到。后来我从她寄给我的书评上了解到本书在美国颇受好评，再后来从《参考消息》上了解到该书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但与此同时，我也听到了中国方面的一些非议，如：张纯如在书中将日军攻占南京与太平天国起义军攻陷南京进行类比以及另一个更严重的政治问题等（现在看来完全是子虚乌有）。更有甚者，一位我不很熟悉的老兄打电话给我，向我索要张纯如在美国的地址，并说该书有数百个错误，要找她商榷。当时我是将信将疑，因为张纯如在南京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相当严谨，当时她带来的照片全部有编号，她在给我们看过后立刻按照编号归档。于是我推测可能本书的题材类似中国的“报告文学”，因而阅读该书的热情也大为降低。接着又听圈内人士说，中译本就连高兴祖、孙宅巍、徐志耕这样知名学者的姓名都译错了，于是我对那位老兄所谓的“错误”有了新认识，但从此对该书的中译本也兴趣全无了。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曾专门发电子邮件告诉她，时至今日我还没有读过她的大作，但很长时间没有收到她的回信，也没有收到她寄来的书。大约半年后，收到她的回信，得知她在此之前在美国各城市进行巡回演讲，不久还要去加拿大演讲。又过了很久，收到她寄来的她与日本驻美国大使在美国公共电视台辩论的文字纪录。我当时的印象是张纯如确实很忙，而且知名度很高。在以后的通信中，我再也没有提过这本书。

    现在由我来翻译这本书，这不仅使我有机会了解本书的基本内容、结构以及资料来源，进而能够对这本书做出自己的评价，而且作为亲历者，也可以回顾张纯如南京之行的这段历史，并了解南京之行对本书产生了何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