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写一本书，只身千里迢迢来到南京采访大屠杀幸存者，并实地感受南京的山水、历史和人文，这一事实本身就反映了张纯如作为作家的一个基本治学精神和态度。也正是由于这一缘故，我才认识她的。

    1995年6月，吴天威教授曾写信给江苏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孙宅巍研究员，请他为张纯如提供帮助，并替她在南京找一名英文翻译。我的同学王卫星与孙宅巍是同事，由于了解我的底细，于是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这段时间里为“一位美国作家”当翻译。当时我在江苏省青干院工作，工作压力不大，加上快要放暑假了，也就爽快地同意了（现在我经常在想，如果当年我们学校就实行目前各高校普遍实行的“科研”考核机制，很难想象我会同意花二十多天的时间为一位素昧平生的人当翻译）。

    7月23日下午，孙宅巍、王卫星和我如约来到张纯如下榻的南京大学西苑宾馆，当时第一印象是没有想到这位“美国作家”这么年轻。张纯如的中文尚可，基本能听懂我们的话，但复杂意思需要英文表达。她简述了此次来宁的目的，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一是要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二是要实地去看当年的屠杀地点和当年外国人居住过的房屋；三是要收集并翻译中文档案资料。

    由于段月萍副馆长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筹建人之一，对幸存者的住址比较了解，孙宅巍随即与段月萍进行联系，段月萍欣然同意陪同张纯如采访幸存者。作为翻译，所有活动我都要参加，因而没有时间去收集资料，于是王卫星就承担了这一工作。

    7月25日，根据孙宅巍先生的日记是25日，但根据张纯如留在我这里的录像带的显示的时间是7月24日。应该是时差的原因。孙宅巍、段月萍和我陪同张纯如前往当年的屠杀现场，首先去的是挹江门附近绣球公园内的纪念碑，接着是中山码头，然后是煤炭港，再下面是草鞋峡，然后是燕子矶，然后是东郊丛葬地，最后是中华门外的普德寺。每到一地，张纯如都用摄像机拍下纪念碑的碑文，周围的环境。并常常独自一人站在纪念碑前，久久地陷入沉思。在燕子矶，她将镜头对准了山下的破旧房屋，然后又拉到远处林立的冒着黑烟的烟囱，接着是江水、江中航行的船只和遥远且朦胧的长江对岸，仿佛是再现当年那些试图渡江的中国士兵的逃亡路径及遥不可及、难以到达的希望彼岸。

    7月26日，我单独陪她去了鸡鸣寺、南京师范大学校园和中华门城堡，在中国最高的城门上，她既拍摄了附近低矮破旧的棚户区，也将镜头拉向闹市区的高楼大厦。这些内容后来都出现在她的书中：“在南京最南端的城墙上，穿过灰色的锯齿般的城垛，人们可以看到灰蒙蒙的穷人居住区以及殷实人家的红色和蓝色瓦房房顶，然后向北看，是高大和现代的政府建筑区：政府各部和使馆是西式风格的建筑。凝视东北方，人们可以看到在紫金山深色山脉映衬下熠熠生辉的中山陵和点缀在林间的乡村别墅，它们属于南京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市民。然后转向西北，人们可以看到江边码头区的生产活动：工厂冒出的烟柱，煤炭码头的污迹，停靠在码头边的汽船和炮艇。津浦线和沪宁线的铁轨穿过城市，并在城北郊区的下关站交汇。沿着地平线，人们可以看到黄褐色江水在南京城墙外浩浩荡荡向北奔流，然后折向东方。”

    在接下来的五天中，在段月萍的陪同下，张纯如先后采访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唐顺山、夏淑琴、潘开明、陈德贵、侯占清、李秀英、刘芳华、刘永兴以及侯占清之子。唐顺山是张纯如采访的第一位幸存者，也是唯一一位到张的住处接受采访的。由于是第一次，所以采访的程序也与其他人有所不同。

    张纯如首先要求唐顺山声明允许她在书中使用采访谈话内容。接着是简述个人自传（我把它通俗的翻译成叫什么名、多大年龄、住在哪里……），然后是讲述个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经历。在此期间，张纯如拍摄，我做笔记。

    唐顺山一口气讲了四十多分钟，当时唐顺山已经八十四岁，但口齿清楚，对过去的回忆还算清楚，尽管有时缺乏逻辑性，明显的存在某种记忆错位，但他腿上和背上的刀疤却是不言自明的证据。唐讲完后，我也坐到镜头前，根据笔记将唐的讲述翻译成英文，在此过程中，张纯如提出各种问题。我的翻译加上张纯如的问题却花了近两个小时。这是采访幸存者花费时间最多的一次。

    也许是唐顺山当时的经历最具有悲喜剧的色彩，张纯如在书的第四章将唐顺山的经历作为重点进行了讲述。在翻译本书时，由于时间久远，我对某些情节已经有陌生之感，但在翻译完全书后，为写翻译后记，我重新看了采访录像，所有的怀疑和不安顿时烟消云散——张纯如非常准确、完整地引述了我当时翻译的采访内容，没有任何曲解或是添枝加叶。

    张纯如采访的第二个幸存者是夏淑琴，当时夏淑琴在美龄宫做临时工，我们是在那?找到她的。采访就在露天的树荫下进行，当时天气炎热，蝉鸣阵阵，以致录像中夏淑琴的声音显得很低。夏淑琴讲述了当时年仅八岁的她自己挨了三刀，一家除她和一位四岁的妹妹外全部被杀、母亲和两个姐姐被日本士兵强奸的悲惨经过，夏淑琴还给张纯如看了她身上的三处刀疤，令人震撼。采访中夏淑琴不时地用手帕擦着眼睛，据夏淑琴说，由于当时流泪太多，落下了眼疾。这一次我们也进行了改进，不再逐字翻译，而是由我翻译一个摘要，然后张纯如提问题。她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这一可怕事件对夏淑琴及其四岁的妹妹后来生活的影响以及夏淑琴现在对日本的看法。接着夏淑琴带我们去了当时她一家被杀的旧址——新开路5号（现在叫马道街），这一地址和夏淑琴一家的遭遇多次出现在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人的日记、书信中。那是一座典型的城南大杂院，一个堂屋是公共空间，同时也是过道，堂屋两边门通向单个家庭，然后是天井，接下来又是堂屋，如同迷宫，破旧不堪。在天井里，夏淑琴指着一扇雕花窗户说这还是当年的窗户。一想到这扇窗户目睹了当年这里发生的一切，令我感慨万千。

    在张纯如采访的所有幸存者中，李秀英最有个性。一开始她对我们很是冷淡，但在我用南京话与她聊了一会儿家常，并介绍张纯如此行的目的后，她又对我们非常友好，整个采访过程情绪都很好。她时而坐着说，时而站起来演示当时她与日本士兵搏斗的细节。显然，这给张纯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书中她这样写道：“时至今日，即六十年后，（她）仍充满活力，生动地描述并演示了其当时的经历。”张纯如在书中接着写道：“不久她就听到三名日本士兵下楼的沉重脚步声。其中两名日本人将一些妇女抓走，这些妇女尖叫着，被从房间拖出。留下的那名士兵一直盯着她看，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小床上。有人告诉他李秀英病了，他的回应是连踢带打，将所有的人从房间赶到外面的走廊上。

    “这名日本士兵一面慢慢地来回踱步，一边估量着她。突然，在他还没弄清发生什么之前，李秀英先发制人，她从床上跳下，并从他的皮带上拔出他的刺刀，然后背靠在墙上。‘他吓坏了，’李秀英回忆道：‘他从来也没有想到妇女也会反击。’他抓住李秀英拿着刺刀的那只手的手腕，但李秀英用另一只手抓住了他的领子，使出全身的力气咬他的手。虽然这名士兵是全副武装，而李秀英只穿着行动不方便的棉旗袍，她却奋力拼斗着，两人相互抓着对方并相互对踢，直到该士兵处于下风，并大声喊叫寻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