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士兵跑了过来，毫无疑问，不敢相信他们所看到的场景。他们端起刺刀刺向她，但无法刺中她的要害部位，因为那个日本士兵妨碍了他们。李秀英面前的日本士兵又矮又小，她抓住他的衣领可以将他甩起来，进而将他作为盾牌，阻挡另两个日本人对她的刺杀。后来日本士兵对准她的头部乱砍，她的牙齿被打掉，满嘴都是鲜血，她将血吐向日本人的眼睛。‘墙上到处是血，墙上，地上，到处都是，’李秀英回忆：‘我心里并不害怕，我气极了。我只想跟他们拼，把他们杀掉。’最后，一名日本士兵将刺刀刺中她的腹部，她眼前一片漆黑，昏了过去。”

    说到这里，李秀英撩开她的衣服，展示了她小腹部一个可怕的L形伤疤，张纯如用一个特写镜头拍下了这一伤疤。录像中李秀英补充道：“当时穿着棉衣，还有卫生裤，要是再深一点，肠子和小孩（胎儿）就出来了，我就没命了。”

    在后来的提问中，除了有关李秀英后来的生活状况外，张纯如还问：“现在美国、韩国等国的受害者正在联合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对受害者进行赔偿，这些人士是否与你联系过？”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张纯如要了李秀英的地址，并说回去后将有关的情况寄给李秀英。

    八十二岁的潘开明，当时是拉人力车的，对老南京非常熟悉。由于平时戴草帽，头上留下了痕迹，手上也有老茧，结果被日本人当作是“中央军”带到长江边去屠杀，死里逃生。在讲述了这段经历后，张纯如问了一大串与当时南京和普通人的生活有关的问题。

    在第三章，张纯如描写了老南京：“到1937年，即南京大屠杀那年，南京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变革时期。旧中国的遗迹在其首都的街道上仍然随处可见：小贩挑着担子，一头装小碗，一头装着茶壶；纺织工在露天工厂弯腰坐在手摇纺织机前；面馆里的店员在手工擀面；锡匠沿街行走时他的锡器发出叮叮声；鞋匠在顾客门前修鞋；小孩手捏着中间是一个方孔的铜钱，迫不及待地看着小贩制作糖果；推着吱吱作响独轮车的男人们，车上高高堆起的芦柴既遮住了车，也藏起了推车人。然而，新鲜事物也随处可见：沥青马路正在逐渐取代泥路和石子路；电灯和霓虹灯取代了忽明忽暗的煤气灯、蜡烛和油灯；城市用水从自来水龙头流出，而不再是装在桶里当街叫卖；载着文武官员和外交官的公共汽车和小轿车按着喇叭穿行于黄包车、运送蔬菜的马车及行人和动物间，这些动物包括了狗、猫、马、猴子甚至水牛或骆驼。”

    这其中很多信息都是来自对潘开明的采访。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生活状况使张纯如感到震惊。张纯如拍摄录像视角无疑反映了她当时的心境。在去幸存者陈德贵家的途中，段月萍已记不清如何走，所以我们的出租车在下关二板桥一带绕了几圈，当时那里情况惨不忍睹：低矮破旧的房屋，狭小脏乱的街道，临时搭建的“房屋”随处可见，张纯如在车内记录下了这一切。陈德贵的住房面积不足六平米，除了一张床，可以说是家徒四壁。当我们到幸存者刘永兴的家时，他的老伴说，他在洗澡，开始我还以为他家有卫生间，后来发现他实际上是在床边，光着上身在“擦澡”，破旧的脸盆中里的一点水几乎变黑。房屋狭小、凌乱、拥挤。屋内潮湿，光线阴暗，床上还用着一顶破旧变黑的帐子。张纯如用摄像机纪录下了这一切。

    潘开明住在棚户中，据他自己说，这是拆迁过渡。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如何翻译的，也不知道张纯如听懂了没有。侯占清家的光线非常昏暗，从录像中看，一开始拍摄的内容由于光线不足，画面几乎是黑暗的。李秀英的住房状况最好，是公寓房，但张纯如的摄像机仍记录下了肮脏的墙面和破旧的楼道。

    张纯如在书中谈到了她的当时的感受：“我所见到的情况令我震惊和沮丧。他们大多住在黑暗、肮脏的房屋里，屋内潮湿、散发着霉味，到处是贫困的痕迹。我得知在大屠杀期间，其中一些幸存者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以至在其后的数十年里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大多数生活在绝对贫困中，即使日本方面给予最低限度的经济补偿也会极大地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哪怕是100美元的战争赔偿用以购买一台空调，他们中的许多人完全可以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在采访回来的路上，她郑重地对我说，等到这本书写完出版后，她将去学法律，将来代表这些人与日本打官司以得到日方的赔偿。她认为由日本人代理他们打官司显然不妥；由于中国政府已放弃了赔偿，大陆的律师在这方面将很难有所作为；西方人也不会全心全意地代理这些人打官司。因此必须由她这样的人站出来，为他们奔走呐喊。

    那一刹那间，我内心深处感到了一种感动和羞愧（实际上，由于经历的太多，我已经多年没有被感动的体验了），就在几天前，一次在闲聊中，我们谈论到社会公平的问题，当时张纯如认为社会的进步有赖于个人奋斗，并以她自己的经历为例，改变个人的命运是依靠自己而不是社会的救济。而我则认为人的能力天生就有差异，有些人很难完全依靠自己改变命运，因而社会的某种调节机制是必不可少的。我还举例说，如果我的周围全是乞丐，即便是山珍海味，我也很难有心情来品尝。我当时还认为她是一个典型的美国青年，多少有些不以为然。现在我突然感到自己不仅仅是只会坐而论道，而且近乎是一种人格分裂。一方面似乎信奉着一种崇高的公平理念；另一方面对身边的具体的个体痛苦又是麻木不仁、视而不见。而张纯如则正好与我们相反。作为一名南京人对发生在自己城市的历史事件不了解，对其幸存者的疾苦不闻不问的确是一种耻辱。实际上，在以后的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将大部分时间用于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资料翻译和研究上，正是源于那一瞬间的感动。

    后来有人批评张纯如的书过于情绪化。在采访了这些幸存者后，任何人如果仍然无动于衷，没有相应的条件反射的话，那么不是有情感障碍，就是有心理疾病。

    张纯如在书的结语中这样写道：“本书的初衷是向那些受害者提供援助，以免他们遭到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进一步的羞辱，并为南京数十万受害者的无名坟墓奉献我写的墓志铭。最终，本书却成为我个人对人类本性阴暗面的探索。”尽管张纯如没有明说，但这种变化无疑是发生在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