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从她的采访对象的变化中看到这一改变。在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侯占清采访时，他的儿子也在场，谈话中无意了解到，他曾因索赔问题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被拘留过两天。张纯如立刻安排时间专门采访他，并从他那里了解到武汉还有一位姓李的年轻人，是中国索赔运动的第一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来过南京，徒步行走数百里，采访幸存者，准备向日本索赔。后来据说遇到了一些麻烦，现在情况不明。张纯如当即决定结束南京的采访后就去武汉。只是在我多次劝说和分析可能遇到的风险后，在最后一刻，她才打消去武汉的念头。

    采访幸存者结束后，我还陪张纯如先后去了原金陵大学旧址（南京大学）、金陵大学医院旧址（鼓楼医院）、鼓楼、马吉故居（南京十二中）、挹江门、珞珈路25号、宁海路5号、中山陵、明孝陵。另外，王卫星和我还陪张纯如去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并受到朱成山馆长的热情接待。

    其间有一个小插曲。珞珈路25号原是丹麦人汉森的寓所，最初汉森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但后来迫于本国政府的压力撤离了南京。马吉原来的住所及教会在挹江门外，即今天的南京十二中内，南京吃紧后，马吉、福斯特及中国教民搬到位于南京安全区内的珞珈路25号和鼓楼四条巷德国人潘亭的住所，并在那里度过南京大屠杀的岁月。张纯如来南京前受马吉之子大卫·马吉的委托拍下这两处房屋的录像。正当张纯如拍摄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人（退休干部模样），大声质问我们是哪个单位的，为什么在这里拍照，并暗示要没收照片。由于没有任何禁止拍摄标志，我本想与他理论，但为了避免给张纯如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和颜悦色告诉他这所房屋的经历以及张纯如为什么要拍摄，并告诉他我也在省级机关工作。他听完后满腹狐疑地看着我们，然后离开，时至今日我都能清楚地记住他那张“政治脸”。

    事后张纯如什么也没有说，但这一事件对她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后来她坚持无论如何要将她在南京拍摄的所有录像带复制一份保留在我这里，以防她自己的遭遇不测。一二年后我又陪一位研究者去过那里一次，发现珞珈路25号的门牌已经没有了，农民工正在打扫刚刚装修好的房屋，我们乘机进去看了一下。据说它即将成为某位领导人的官邸。

    还有一件现在看来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除了在明孝陵石象路我为张纯如拍摄了一段录像外，张纯如在南京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

    8月份后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翻译录像资料，由于西苑宾馆的房间太小，并缺少必要的设备，我们工作的地点是在与西苑宾馆一墙之隔的南京大学科研楼（我妻子的工作单位，内有中央空调）。张纯如将所有幸存者的英文证词都输入到她的电脑中。然后是翻译王卫星为她收集的一批中文资料中的部分内容，王卫星也天天到科研楼来，我们常常在一道共进午餐。饭菜是由我妻子准备的。

    1995年一般家庭还没有空调，我女儿也在科研楼避暑。我女儿从小就喜欢看书，张纯如很喜欢她，为她偷拍了不少看书和“研究”张纯如挂在墙上地图的镜头。张纯如也去过我家，还弹了一段钢琴。但她认为根据她自己的成长经历，培养孩子的演讲能力是第一重要的，并建议我们找这方面的家教对她进行专门辅导。在工作之余的闲聊中，她还告诉我其父张绍进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曾作为美国华人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来过中国，并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今年3月，张纯如父母来南京，在交谈中我特地核对了这一说法，确切地说，是想确认我的理解和记忆是否有误（当时是用英语与张纯如交谈的），张绍进博士说确有其事，不仅如此，他还补充说，在接见过程中他突然灵机一动，请邓小平为其签名留念，代表团其他成员纷纷效仿，结果接见比规定的时间延长了半个多小时。至今，张纯如父母那还保留着邓小平的亲笔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