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从来没有称自己是历史学家，也没有将自己的书称为“学术专著”。她称自己为作家，给自己的书的定位是“非小说体的专著”，并且强调：“我的最大的期望是本书起到抛砖引玉作用，激励其他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去调查南京幸存者的经历。”

    所谓的“非小说专著”，就是没有任何虚构的内容，在翻译全书及核对了大部分注释后，我认为张纯如完全做到了这一点。20多万字的书中，共有584个注释，书中绝大部分史实的陈述及对南京暴行的描写都有注释，说明资料来源。这完全可以与任何学术专著媲美。

    在我看来，这本书是一篇历史调查报告。张纯如以记者特有的素养，不仅通过档案资料、当事人日记、书信、影像资料和相关的研究成果，而且通过在事发现场对亲历者的采访，了解事件真相；不仅仅是为了调查事件本身，而是为了“汲取教训，警示后人”。其着眼点是放在人类的未来。

    尽管如此，张纯如在很多方面完全是按照学术规范进行写作的。这里仅以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为例。人数问题一直是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这里仅从纯学术的视角）。客观原因有二：一是在日本宣布投降到美国在日本登陆这段时间里日本公开销毁了大量政府和军方文件，一些关键文件缺失。如松井在返回上海后，曾下令有关方面进行调查，在他被解除华中方面军司令前一直没有收到调查结果，如果此说法是真实的，那么在日本军方档案的某个地方必然存在着该调查报告，但该调查报告从未被发现。二是由于1946年内战即将爆发，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已没有兴趣和精力进行全面、细致的证据收集、甄别工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京审判认定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为30万以上，但在判决书的附录中，有名有姓的受害者只有955名。另外，提供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据也不够严谨，存在漏洞。这在客观上为后来的争论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如果当年能够收集到10万遇难者姓名，现在可能完全是另一种局面。

    在书中，张纯如旗帜鲜明地认为南京大屠杀人数在26万以上，但同时她也将与其观点不同研究结论一一列出。“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认为数字约为20万。约翰·拉贝估计的人数只有5万到6万人……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称大屠杀的人数应该是在38000到42000之间。日本还有人认为南京大屠杀的数量只有3000人。”在注释中，她还特地完整地引用了拉贝在给希特勒报告中的有关描述：“根据中国人的报告，总数约为10万的中国平民被杀害，但这一数字似乎被夸大了，我们欧洲人的估计数字为50000-60000之间。”

    更加可贵的是在“广田电报”的使用上，更加显示了张纯如实事求是的风范。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在东京将下列电报内容转发给华盛顿特区的日本大使馆，美国情报人员截获并破译了该电文，在1938年2月1日翻译成英文：

    自数日前返回上海以来，我调查了日本军队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告。可靠目击者的口头描述及个人（他们的可信性是毋庸置疑的）的信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日本军队过去及目前的行为方式使人联想到阿提拉（Attila）阿提拉（约406～453年），匈奴国王（434～453），是五世纪侵入罗马的匈奴国王，因其血腥的征服而被称为“上帝之鞭”。和他手下的匈奴人，至少有30万中国平民被屠杀，其中许多是被蓄意和残忍地杀害。

    要是一般的人必然会将这段电报当成是论证自己观点的铁证，因为从表面看，日本外务大臣在秘密的外交电报中自己承认有30万中国平民被屠杀（前几年中国媒体就是这样报道的）。但张纯如进一步研究了该电报的来龙去脉，并在注释中明确地说明：“该电报内容最初是由《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所写，但该电文被上海的日本新闻检查官员所扣留（参见“红色机器”，日本外交电报，第1257号），后来他估计的30万死亡人数由日本的外务大臣广田签发给华盛顿。这一电报的意义在于日本政府不仅知道田伯烈提出的30万死亡数字，而且在当时试图查禁这一信息。”张纯如的这一结论客观地反映了那一历史事实。

    在书中，她还对松井石根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的结论提出了自己独立的见解，并对“田中奏折”的真伪进行了公允的综述。

    什么是学者？这才是真正的学者。尽管张纯如从未称自己是历史学家，但她却使许多“历史学家”汗颜。

    另外，张纯如还超越了研究专门史的历史学家所固有的局限性，始终从人类文明的高度来考察南京大屠杀这一“人类荣誉的污点”，并告诫人们：“除非有人迫使世界记住这一事件，否则这种可怕的对死亡及死亡过程的不敬，这种人类社会进化中的倒退现象仅仅会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中无足轻重的小插曲，被当作计算机程序中的一个无碍大局的小故障。”如果出现这一情况，联想到?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自相残害的例子不胜枚举”的事实，那么人类必然会再次重复相似的暴行。现在看来这一告诫并非杞人忧天。

    在书的结尾，张纯如总结了南京大屠杀的三条教训：一是“人类文明本身十分脆弱，如同薄纸”；二是“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才会使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成为可能”；三是“人们的思想是如此容易地接受种族屠杀，并使我们所有人都成为难以置信的事件的消极旁观者”。

    虽然不能说这些总结是至理名言，但其思考问题视角及境界却是一般的历史学家所不具备和难以达到的。

    作为作家的张纯如在属于历史学家的领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显然也招致一些人的不快。在1998年的一篇书评中，美国加州大学的JOSHUA A.FOGEL 在肯定了本书的几个章节后称，“在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恐怖（事件）时，本书开始四分五裂。部分的原因是她（张纯如）缺少作为历史学家的训练，部分原因是本书的双重目标——充满激情的争论和不带感情色彩的历史研究。”正因为缺少这种训练，“作者相信幸存者告诉她的一切内容；没有对这些信息进行批判性的过滤。”Joshua A.Fogel ，Review:［Untitled］，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7，No.3.（Aug.，1998），p.818.

    面对记录着南京暴行的大量、令人发指的历史文献，我不知道任何有着正常情感反应的人能否真的做到“不带感情色彩”；当你看到李秀英腹部巨大伤疤时，当你看到夏淑琴身上的三处伤痕，而这些刀伤是她在年仅八岁时由日本士兵留下的时候；当几乎所有的幸存者都向你展示这些“历史痕迹”时，我不知道张纯如如何能够“对这些信息进行批判性的过滤”。如果这种专业训练是为了消除人的感情色彩，那么张纯如的成功很可能是得益于没有接受这种训练。至于本书是否“在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恐怖（事件）时，本书开始四分五裂”，敬请各位读者做出自己的判断。

    毋庸讳言，本书也存在着一些不够准确之处：如作者在书中论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与日本达成在朝鲜半岛划分势力范围的协定；将东京审判检察方的资料混同于法官的判决等。另外，书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够规范的地方，如在注释中，一些日文书籍没有出版社；一些中文引文没有标明页码；一些转引资料没有说明等。

    “百密一疏”，这些都无损于本书对南京大屠杀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和警醒世人特别是西方主流意识的历史功绩。

    最后要感谢孙宅巍先生，在翻译过程中向我提供了许多参考资料，并多次在电话中回答我的一些疑惑；曹必宏先生慷慨地将其编辑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历史图像》的全部电子图像提供给我，供我挑选；杨萌查找核对了原著中的所有日文资料的书名、出版社名及部分人名，另外还起草了本书的内容简介和作者简介。

    个人的能力、水平和知识总是有限的，而翻译的要求却是无限的，因此译著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错误，切盼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杨夏鸣

    2007年7月2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