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谈，是中苏关系史上两国领导人第一次公开的争吵。虽然会谈之后赫鲁晓夫曾建议两方均撤销这一次会谈的纪要，但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已经难以避免了。赫鲁晓夫想得很天真，会议纪要固然可以撤销，但留在双方心中的阴影能一笔勾销吗？！他在离开北京到海参崴后，又指责中国领导人是“好斗的公鸡”。中国领导人听到这样的话，内心对赫鲁晓夫的反感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1959年12月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中，明确表达了他对赫鲁晓夫的厌恶。毛泽东写道：“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克思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到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毛泽东还为赫鲁晓夫访美写了一首打油诗，以示对赫鲁晓夫的讽刺。诗是这样写的：“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间从此入大同。”

    自此之后，中国领导人产生一个基本的判断，赫鲁晓夫可能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而且这种可能性很大。

    1960年2月，华沙条约国家召开政治协商委员会例会。中国照例派出观察员列席，这次派出的观察员是康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伍修权（中央委员）和刘晓（中央委员、中国驻苏联大使）。

    在讨论世界和平与裁军问题时，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苏联方面提出要通过裁军来实现“三无世界”，即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中国方面则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变，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美帝国主义仍然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全世界一切真诚为和平而努力的人们，有必要对美国的两面手法保持警惕。赫鲁晓夫认为，世界由此进入了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以建立持久和平的新阶段。中国则认为，国际局势出现了某些和缓的趋势，这是社会主义力量、民族革命力量和和平民主力量同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反复进行斗争的结果，是东风压倒西风的结果。苏联在会上宣布，将单方面裁军一百二十万，即裁去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中国则宣布：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具有任何约束力。

    2月6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和康生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将中苏两国在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分歧公开地暴露出来。

    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利用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发表文章阐述中共在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帝国主义的本质、列宁主义是不是过时等问题上的意见，开展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这年4月，也就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中国方面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这些文章采取指桑骂槐的办法，表面上是批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及其领导人铁托，实际上是批判苏共及赫鲁晓夫。

    例如，《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中，就有如下这样两段话：

    “现代修正主义者，从他们对现代世界形势的荒谬论断出发，从他们的那种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的荒谬论断出发，企图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问题上，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此外，还有些人，他们并不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是好心善意的人，真诚愿意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面对着某些历史的新现象，感到迷惑，有了一些不正确的想法，例如他们中有人说，美帝国主义的原子讹诈政策的失败，就是暴力的终结。在我们彻底驳斥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谬论的同时，也应当帮助这些好心善意的人改正自己的不正确的想法。”

    在文章的前面，已明确点名铁托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因此，文章中的“还有一些人”显然指的就是赫鲁晓夫等人。这就进一步暴露了中苏两党在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分歧。

    1960年6月20日至25日,罗马尼亚共产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

    会前,苏共中央于6月2日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利用罗共三大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的建议信后，复函建议扩大与会成员，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且延期召开，以作充分的准备。后来经过协商，双方同意利用罗共三大各兄弟党派代表团到布加勒斯特的机会，就已经出现的分歧和召开兄弟党会议的问题，内部交换意见，但不作决定和不发表任何正式文件。

    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赴罗途中，于6月17日在莫斯科同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进行了会谈。科兹洛夫对于各国党代表会议召开的时间采取回避的态度，只说到布加勒斯特后再商讨。中共代表团感觉到里头一定有名堂，致电中共中央说，赫鲁晓夫可能要在布加勒斯特整我们，代表团已根据中央的方针做了后发制人的准备。

    6月19日，中共代表团抵达布加勒斯特。随后几天，赫鲁晓夫一直不提召开兄弟党会议之事。直至22日下午，赫鲁晓夫才同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

    在会谈过程中，赫鲁晓夫讲了一大堆十分难听的话，说什么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你们搞百花齐放，现在怎么样，还放不放？你们那么爱斯大林，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你们老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你们中国想压倒大家，要压倒全世界。如此等等，这自然是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难以接受的。

    6月23日下午，苏共代表团将一份注明日期为6月21日的《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交给了中共代表团。这份文件的中文译本长达84页，主要内容是反驳中共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中的观点。很明显，这个文件是事先准备好的，并且在发给中共代表团之前，已经发给了其他兄弟党代表团。当天下午19时，苏共代表团又给各代表团送来了由其起草的会议公报草案。

    在24日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煽动大多数党向中共代表团进行围攻。赫鲁晓夫给中共扣上了一系列的大帽子：“教条主义”、“拒绝和平共处”、“希望战争”、“制造紧张局势”、“‘左倾’冒险主义”等。

    据代表团成员伍修权回忆：

    “当时的气氛，真有一股‘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我们代表团一时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由于苏共历来的地位和威信，许多党还是跟着他们跑的；有的原来同我们关系较密切的党，由于事情发生得比较突然，一时也无法表示态度；就连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代表团团长卡博在听了我们的申述后，也只是模棱两可地说什么‘如果情况确实如中共代表团所说的那样的话，那么中国同志的立场就是对的’。换句话说，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中国党也可能是错误的。所以在当时的会议上，我们只有阿尔巴尼亚半票的支持。”

    代表团同时将上述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很快发回指示，要求代表团做到坚持团结，坚持原则，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对赫鲁晓夫仍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6月25日，中共代表团通过会议执行主席罗共总书记乔治乌·德治向各代表团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说：

    “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代表团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的问题的原则，完全破坏了在会谈以前关于这次会谈只限于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对这个公报的内容没有预先征求兄弟党的意见，而且在会谈中不允许进行充分的正常的讨论。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