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北京市委就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精神，讲解“二十三条”。参加会议的多数人认为，这个文件的主要精神是反“左”，理由是：一是文件说明了运动的性质，规定了主攻点，纠正了打击面过宽的“左”的做法；二是规定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看法要一分为二，特别是指出好的、比较好的干部是大多数，纠正了“左”的估计；三是工作方法是提出要三结合，就是要团结大多数，不整社员，反对简单粗暴；四是对于“四不清”干部的经济问题，由过去的退赔改变为表现好的可以减、缓，问题虽多但表现好的还可以解放出来；五是文件强调了要发扬民主，强调要耐心听取不同意见。可见，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来说，他们对于“二十三条”所关注的，并不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如何尽早地解放一批干部，改变以往运动中的一些过“左”的做法。

    1月25日，北京市委在通县召开“四清”广播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四清”地区的全体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社队干部，工作队员，少数中农积极分子，进步的地富子女，干部家属，社办企业、事业单位、农村基层财贸及文教单位的职工，共有11万多人，分别在61个会场集中。会议开始后，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全文宣读了“二十三条”。接着，彭真联系通县的“四清”情况，讲解了“二十三条”，确定了今后运动的搞法。彭真说：阶级斗争的形势是严重的，但是，“四不清”干部，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地、富、反、坏分子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好的或者经过教育、帮助可以改造好的；运动要依靠大多数群众，依靠大多数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有错就改，一切有错误的人都要改，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的方针，群众犯了错误也要改；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要抓紧生产，不可放松。

    1月28日至31日，北京市委把通县“四清”地区的县、社、队干部二万多人，集中到县城，由市委领导统一动员，县委组织“洗手洗澡”、“放包袱”。会议首先重读“二十三条”，播放了彭真25日的讲话录音。接着分别由社队干部自己主持，由有问题的干部自己主动交代，然后举行从宽处理大会，选择十名自动交代重大贪污行为的干部作典型，宣布从宽处理。从宽处理大会之后，到会的22000名社队干部中，新交代和补充交代各种问题的有12000人，交代出贪污盗窃粮食27万多斤，现金22万多元，使大多数干部放下了包袱。

    2月25日，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通县试点地区“四清”运动最近情况的报告》。3月3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农村“四清”问题时，肯定了北京市的做法。第二天，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刘少奇、邓小平还将彭真在通县“四清”广播大会上的讲话录音批转全国。

    5月8日和5月10日，湖北省委和河北省委分别就今后农村“四清”运动的部署问题请示中共中央。湖北省委在请示报告中提出，以县为单位，集中省、地、县各级党委的力量，今冬明春在面上进行初步的“四清”，然后在一个区或几个区进行系统的“四清”，解决在初步“四清”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和落后社队的问题。河北省委的部署是以地委为单位，每个地委搞几个县。两个省委都提出要在1967年年底基本完成农村的“四清”工作，在农忙季节搞好县、区、社的“四清”，在冬春农闲季节，搞好农村“四清”。中共中央同意了湖北和河北省委的部署，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参考湖北、河北的报告，作出本省、市、区的“四清”部署，同时要求在符合六条标准的条件下尽可能快一点地完成农村的“四清”运动。

    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已有649个县结束了“四清”，占总数的32%。已经基本结束的有北京、上海两市，完成了40%以上的有河北、辽宁两省。从1965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已不大感兴趣，认为“四清”也好，与“四清”同时进行的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也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修防修”问题，转而酝酿发动一场新的自下而上的运动，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