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排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毛泽东指责中宣部是“阎王殿”，表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汇报提纲》的指导思想和许多提法，与毛泽东的原意并不相符合。所以，“《汇报提纲》的产生和发出，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彭真以及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等的不满”。江青等人则利用毛泽东的这种不满，在林彪的支持下，炮制了一个与《二月提纲》相对立的文件，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江青一手策划的，可是文章发表后，北京方面先是迟迟不予转载，后来虽然勉强转载了，彭真等人又想方设法使其限定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出现这种局面，是江青所不甘心的，于是，她转而到林彪那里寻求支持。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到苏州见林彪，提出由她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以便在文艺界进行更有力的进攻。江青这种特殊地位的人竟主动找上门来寻求支持，对林彪来说可谓求之不得，他正需要利用江青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于是二人一拍即合。1967年4月，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

    1月下旬的一天，叶群奉林彪之命通知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有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萧华（按：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萧华去。

    萧华以事情太多、身体不好、又不很了解文艺方面的情况为由，不愿带队去上海参加座谈会。在与刘志坚研究后，决定由刘带队，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萧华还根据他对江青的了解，特意交代说：江青同志是个病人，她对部队文艺工作有什么批评，你们不要当面辩解，你们就是“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江青这个人疑心大，脾气也大，对她的话要多听少说，不要和她争，要尊重她，有什么意见带回来汇报。对地方文艺工作情况，不要随便表态。

    2月2日，刘志坚一行从北京飞抵上海。刘志坚临行前一天，叶群从苏州打电话给刘志坚，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一字一句念林彪的话。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关于部队方面的文件，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刘志坚等人到上海后，江青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然后宣布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她接着说：“我们的文艺界不象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期未到来”。这就为座谈会定下了调子。

    座谈会2月2日开始，2月20日结束。座谈的时间实际分为两段，即2月2日至2月10日为一段；2月10日至15日没有开会，因为江青2月9日说“有事”，座谈会停几天。2月16日，座谈会继续开，到20日结束。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据会后形成的《纪要》说，主要是阅读了毛泽东未发表的两篇文章（1944年1月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和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有关文艺工作的九个材料；江青同刘志坚个别谈话8次，集体谈话4次；江青与其他人一起看电影13次，看戏3次，边看边谈话；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接见了剧组的导演、摄影师和一部分演员，江青同剧组谈了三次话。

    说是座谈会，其实主要是江青一个人谈，其他人听。她在谈话中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会后形成的《纪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