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一直试图与大众传媒保持距离。除了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我很少参加大众传媒组织的活动。我当然知道，一个健康的公共空间的形成，离不开传媒的培育、参与和监督。但是，恕我直言，大众传媒日益强化的商业性质，又往往使人不能不对它保持必要的警觉。

　　正因为这个缘故，对长篇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获得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我感到非常惊奇。只是在获悉这是内地第一个由传媒举办的“非商业性”图书奖项之后，我的惊奇才变成了惊喜和不安。在商业性成为主流意识并且无孔不入的时代，我非常尊重这个奖项的“非商业性”。我把它看成传媒对自身价值的重估和矫正，看成传媒在两种性质之间进行的有意义的对话。

　　几年前，在写作《花腔》的时候，我关注知识分子在现代性的旅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我真切地意识到历史不仅是过去时，它也是现在进行时和未来时，是我们的现实和梦想。《石榴树上结樱桃》是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它讲述的是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乡土中国的历史性变革，关注的是在这场历史性变革中，乡土中国可能遇到、已经遇到的诸多困难。但是，我不认为它仅仅是一部描述乡村生活的小说。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公共空间之内，那么这些故事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我曾对一个认为自己与乡村无关的高级知识分子说，你住在中国的城市也好，住在美国的城市也好，只要你不是住在月亮上，发生在中国乡村的那些“悲喜剧”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你现在的和未来的生活，除非你认为自己没有未来。不过，住在月亮上就与乡村无关了吗？果真如此，那个月亮肯定不是中国的月亮。

　　公共立场和专业品格，揭示了“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基本含义。知识的零碎化和专业性的强化，虽然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虽然是这个时代的饭碗的要求，但它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要放弃对社会的关注。恰恰相反，知识分子应该从自己的专业出发，去细心、耐心地营造一个健康的公共空间。这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如同小溪奔向大河，大河又化为无数溪流。我承认，也不得不承认，文学和别的人文学科可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边缘化，它可能还会更加边缘化。但是边缘并不意味着空缺，并不意味着放弃，并不意味着怨恨和意气用事。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如此含混暧昧的现实和语境，如何在公共生活和个人的内在经验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系，并用文学的方式对此进行准确有力的表达，对所有写作者来说，可能都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我能够理解同行和读者对《石榴树上结樱桃》的赞语或者非议。对我来说，我必须承认，也乐于承认，我自己的写作其实才刚刚开始。我还有许多故事没有讲述，还有许多想法没有表达，还有很多困惑没有与读者交流，还有许多美好的想象需要与大家一起分享。所以，我感谢初审评委和终审评委，我更愿意把这个奖项看成评委们对我的宽容、鼓励和期待。其他几位候选人的作品，我都曾认真拜读，他们的作品有很多都已经是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对我以及我的同代人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此我也向他们表示感谢。同时，我也要真诚地感谢《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为“非商业性”的华语图书的健康发展所做的贡献。

　　2005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