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上”指的是皇上，也就是当时在位的汉武帝；“乡”在这里的意思是“向”；而“文学”指的是儒学。这句话就是说：这个时候，皇上正迷儒学呢。——再把后文联系起来，我们发现，原来张汤找那些研究《尚书》和《春秋》的博士们来判案其实只是为了迎合皇上的喜好啊！

    赵翼啊，这么大的名家也有疏忽的时候，还偏巧被我逮到了，嘿嘿，心中窃喜，亏得他老人家不是当代红人，不然的话，该有多少人骂我是想借着给名人挑小错出名啊。^_^

    赵翼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张敞，说张敞在每次朝廷议论重大事件的时候引古论今，折服公卿。

    张敞也是个办案能手，其实《汉书》里的另一段话更能够说明问题：张敞是位研究《春秋》的专家，办案的时候大多以儒家典籍为本，惩恶扬善，所以，虽然同时代的好几位办案高手都没得善终，张敞却终能自保。

    其实张敞这个名字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就是“张敞画眉”典故里的那位多情丈夫。

    第三个例子最能说明《春秋》在当时的意义。在汉武帝的晚年，首都长安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巫蛊之乱，在接连发生的一系列灾难中，太子被冤枉地整掉了。这位太子是皇后卫子夫所生，所以也被称为卫太子。

    动乱之后过了多年，天子也已经换成了汉昭帝，当年的乱子也没什么人提起了，可是，有一天，首都突然出现了一名男子，此人乘一辆黄牛犊拉的车子，车上插着黄旗，旗上画有龟蛇图案，身穿黄衣，头戴黄帽，一副与众不同的打扮，来到皇宫北阙，自称卫太子。——啊，难道当初的卫太子没死不成？！这可是个爆炸性新闻，立刻就引来了数万的围观者。

    几家欢喜几家愁，大小官员全都把心揪起来了。这种事情，稍不留心就能搞掉一大堆的人头，怎不让人胆颤心惊！如果你就是当时长安的一名大员，你会怎么办？

    翻翻史书很容易知道，官场上的事，什么作奸犯科、巧取豪夺、飞扬跋扈、抢男霸女，所有这些老百姓眼里的滔天大罪在官员们的眼里根本就不算回事，只要你站对了队、跟对了人、表足了忠心，就算坏事做绝，也一样可以飞黄腾达；可如果反过来，站错了队、跟错了人、表错了忠心，就算你再怎么忠于职守、再怎么廉洁奉公，哪天人家一样能把你当贪官办了。而这时候，当朝天子根基还没立稳呢，传说中的卫太子却突然出现了，这种最高层的权力斗争一旦开打就不知道要牵连多少人呢。——这就是专制政体的一个可怕之处，为了整垮一两个政治对手，把全国老百姓都当了炮灰也在所不惜。

    人的这种心态就像偷电缆的道理一样，一根电缆的造价可能有1000元，偷来当废铜卖只能卖10元。但你如果不偷，就算它值5000元，却一分都不是你的，可你如果偷了，10块钱可是确确实实落在自己手里的啊。这是人类理性判断的一个基本通则，自然也是古代官场上的通则——彭尼•凯恩曾经举过一个中国古代黄河管理局的例子，讲那些本来以治水和防水患为本职工作的官僚们是怎么反其道而行之的：“然而在十八世纪，它变成了一个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渐渐不能预报洪水的汛期，也不能将灾难限制在最小的限度。他们不断增加税收，但很少用于治理黄河，最后，凡在此机构供差的人都肥了，与其机构创见的初衷很难相容了。这些官僚们故意疏忽对黄河的重要河段的管理，和对重要河坝、堤的保护，以致使其‘垮得更快，塌得更快，冲走得更快’，这就可以争得更多的拨款（迈尔斯，1970年，第225页）……”

    蜘蛛侠的爸爸有句名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话套用在这里同样是很合适的：（如果权力不受到监督和制衡的话，那么，）“能力越大，祸害越大”，黄河管理局就比偷电缆的家伙能力大，所以祸害也大，而能力更大的家伙……

    无论是偷电缆的还是王公大臣，甚或皇帝，这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对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物来讲，只要能把政敌搞垮，只要能把位子坐稳，就算死上几亿人，那都是别人的性命，一点儿没什么可心疼的。于是，在这汉昭帝时代的皇宫北阙，我们应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卫太子一出现，大家的心就全都提到嗓子眼的原因。除非你决意投一次机、赌一把牌，那就赶紧表个态，站个队，可如果你没有这份胆色，还是赶紧夹紧尾巴留心看天色吧！

    ——在这紧张的空气里，大家心里也都在怀疑：卫太子不是早就死了吗？这个家伙不会是假冒的吧？

    纵然有九成九的疑心，可谁敢去较这个真呢？

    长安的空气越来越凝重了，面对?情此景，谁也不敢贸然出面，事情看来就要这样僵住了。

    还就真有不信邪的，只见京兆尹隽不疑挺胸抬头地来到那位卫太子的跟前，向左右差役石破天惊地大喝一声：“把这小子给我拿下！”

    看，这就叫胆色！

    当然，单有胆色当然是不够的，更要有头脑。当时这一绑，旁人可都吓坏了，一个劲儿嘀咕：“老隽哎，你是生猛海鲜吃多了呀，真假都没弄清你就敢绑人？他如果是真的卫太子，你这就是大逆犯上啊！”

    是啊，难道隽不疑就不怕来人当真是如假包换的卫太子么？

    可人家隽不疑一点儿都不担心，理直气壮地说了这样一番道理：“当年蒯聩把爸爸得罪了，被迫流亡海外，后来他爸爸死了，他儿子在国内接了班。蒯聩这时候想回国，可他儿子拒不接纳。《春秋》可是赞同蒯聩的儿子的做法的啊！现在这事不是如出一辙么，卫太子当年得罪了先帝，早就是个罪人的身份了，即便这位是如假包换的卫太子，也该当即拿下！”

    隽不疑讲的这段故事详见《左传》，是一段很复杂很复杂的故事，等讲到《左传》相应位置的时候再来详说吧（那要很以后很以后了），但终西汉一代，《左传》并未被立为官学经典，所以隽不疑这里说的“《春秋》可是赞同蒯聩的儿子的做法的啊”，这其实是《公羊传》里边的评论。隽不疑的这一雷霆手段堪称果断绝决，而且义正词严，最重要的是：迅速安定了社会人心。汉昭帝和当时辅政的大将军霍光听说之后对隽不疑大加赞叹，感慨说：“看来朝中大员一定要用那些精通经典、深明大义的人啊！”——如果隽不疑是个赌徒，这一把可赢大发了。

    有人可能会问：“就这么完了啊？这个卫太子到底是真是假啊？”

    答案是：是真是假恐怕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汉书》虽然说了最后这位卫太子被验明了正身，确定是个冒牌货，但这种结论也只能姑妄听之。但是，最重要的并不是卫太子的真假，而是隽不疑仗着“春秋大义”的撑腰，迅速把一场迫在眉睫的血雨腥风防患于未然——这其实只是个副产品，重中之重的是，隽不疑果决地维护了汉昭帝和霍光权力的稳固。是啊，保持社会稳定才是最重要的，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祉，当然更为了汉昭帝、霍光领导核心的权力稳固，即便冤杀个把卫太子好像也不算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