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曼不去冒险探求，不去征服和创造，却极力想使自己辗转于欢乐与苦痛之间的纯粹是浪漫主义的感情平静下来，极力想把自己对一切奇思怪想的追求（本质上常常是带有隐晦和阴暗的情调的）同古典的形式结合起来，而他的独特气质恰恰不适合这种清晰严整的形式。如果看不见这一点的话，那如何能够谈论舒曼呢?然而他究竟还是探求了、敢做敢为了，发明和创造了，当然，这很少是出于自愿，而多半是不可避免的需要所促使。因为内在的必要性会迫使一位真正的艺术家铸造出适合于自己的感情的轮廓的形式，用喜或悲的色彩贯穿自己的感情，使它和自己的心弦一致。他也正是这样做了，但只是违背了自己的意志，好像感到自己身上有恶魔的羁绊一样而自艾自怨。这是由于他认为旧瓶适于装新酒，他认为现代的精神体验好像可以用传统的形式来表现，然而这些形式却是由完全不同的感情内容产生的。

    在这种自我斗争中他不得不饱尝痛苦。在他的作品的出色的篇章上可以看见好像是从深深的、裂开的伤口流出来的斑斑血迹。有许多地方好像他在和自己的天才斗争，他力求使这天才披戴上老祖父的盔甲，而不管这盔甲早已不合它的身材和妨碍了它的行动。这天才虽然感到这盔甲使自己行动不便，却仍保持自己的姿态和步调，这姿态和步调当然同原来定做这盔甲和披戴起来很合身的先辈大相异趣了。

    想把正相反的思想、观点、方向和形式加以调和，已经不止一次是心灵和头脑极好的人的追求和谐的愿望。他们能在常常是正相反的观点当中感到有隐在的共同点，由于他们看出两个相对立的方面都能有最好的东西，所以希望可以把两方面的这些好东西结合于第三者中。但是他们忽略了在某些事物中的确存在着不容调和的对抗性矛盾，他们看不到如果想缓和这种对立，只能引向很难达到的（如果只是一般说来能达到的）“Juste milieu”（中庸），引向使双方都不满意的折中主义的混合物。

    但是关于舒曼的创作，则不管将来对它下什么样的定论，也不管从纯音乐的角度有些什么样的看法，目前就已经可以确定这一点，即：他在两方面的功绩已经完全足以使他的名字永载艺术史册。

    一方面他继承了贝多芬所开辟的道路，另一方面他给从前很少有人走过的第二条道路指出肯定的方向。由于他除了有音乐的才华和文学的天赋以外，还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所以他在这条道路上已有许多成就，足以使我们有充分根据来对他这方面的活动全面加以探讨了。舒曼很清楚地懂得必须建立一般的音乐，尤其是器乐与诗艺和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而这是贝多芬在作《爱格蒙特》或给另外的一些器乐作品以明确具体的曲名和小标题时就已经预感到的（即使只是一位天才的朦胧的预感）。同样舒曼也使文学接近起音乐来，他ipso facto（以事实）证明，一位杰出的音乐家同时也可以是一位大作家。

    当他认为建立音乐与文学（即思想与感情的两种形式）之间的紧密联系的时刻已经来到的时候，他拿笔同样熟练地写起关于诗艺和音乐的论文来了。音乐这诗艺的最高形式向来被人枯燥地像科学中的数学一样加以解释，现在一部分是由于舒曼把诗的成分加到自己的批评论文中来，一部分是由于他有着一个用以选择一定的诗意题材来做音乐，尤其是器乐的基础的尺度，他已经使音乐接近于同其他艺术平等的地位。

    在我看来，目前还不能给舒曼的音乐以正确的评价。在没有充分地研究他在报刊上的言论和他的创作对音乐艺术的影响以前，在他作为一个艺术创造者，作为一个敏锐而富于灵感的人，以及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作家和有科学修养的学者的全貌没有充分显示在我们面前以前，彻底探讨他的优点和他的不用证明就可以感觉出的缺点都是不可能的。音乐和文学几百年来都是好像有一道石壁似的彼此隔离着，它们各处一方，显然只是知道对方的姓名。如果它们有时接触，那也是像皮拉姆和提丝芭一样只偷偷地交换一下爱慕的眼光，或通过以前是它们之间的障碍的石壁上的裂缝彼此接触而已。

    舒曼是两个地方的人，并且为至今被石壁隔开的居民在这石壁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这样，虽然只是两种艺术的个别代表能够很感兴趣地彼此认了邻居，这究竟是一件大事，它的结果看来是有这样重大的意义，目前简直无法充分估计，而只能预感和猜测。

    节选自李斯特：《李斯特论柏辽兹与舒曼》，第96174页，张洪岛、张洪模、张宁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