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往昔的决策者们所面对的战略选择，要有对于所有的战略家们与之相争的环境、舆论和假设的一种把握。这些因素中某些确定地、客观地存在，例如一国的地理位置。其他因素，像意识形态或者往昔历史经验的影响，却是无形的。有几种因素，例如对经济实力的估计，介于两者之间。某些因素可能易于量化，别的因素却很难量化。一个特定政治实体之特殊的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将左右它制订战略的方式，因而例如现时代的以色列缔造战略的方式，显著不同于波旁王朝治下的法国缔造战略的方式。然而，不同国家的战略决策过程的确有可观的相似之处：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所有变量都各自独立的世界上。因此，虽然各项变量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影响，并且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影响，然而其中某些以令人印象深刻的规则性反复重现。

　　地理一国的形状和位置是决定一国决策者的战略思维方式的关键要素。这两个要素的重要性太明显了，但它们的影响可以是精细微妙的。例如在以色列，地理状况的压力是如此压倒一切，以致造成了一种对于安全的执迷。相反，美国在其大部分历史上如此远离重大的外部威胁，以致它能够漠视甚至拒绝均势政治的绝大多数信条。

　　英伦诸岛的位置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实例，通过这个实例来探索地理要素的许多局部含义。英国人离欧洲大陆足够邻近，能充分参与其经济和智识发展，但同时又在北海和英吉利海峡的屏障之后独立自处，它们自从1066年以来成功地阻挡了各式各样的入侵者，虽然1688年威廉三世不流血的入侵构成通则的一个局部例外。邻近欧陆使英国政府尖锐地意识到遭受入侵的威胁。这一恐惧部分地促进了英国海军的发展；它还规定了英国传统上关于低地国家的政策——一种自伊丽莎白一世时候以来一直旨在确保这个地区不被任何强国控制的政策。

　　英国的地理位置还鼓励了一种似是而非但很有吸引力的观念——“英国战争方式”观念的形成，它由利德尔R26;哈特作了非常雄辩（并且甚至更具偏见性）的论辩。他的核心论据就在于几个世纪里，每当英国规避在欧洲大陆承担繁重的陆上义务，侧重于一种使皇家海军针对敌方弱点投射打击力量的能力达到最大限度的外围战略时，它就最为成功。

　　当然，利德尔R26;哈特试图防止1914年至1918年间对欧陆的武力投入重演，这义务的代价是70万以上军人战死。然而在这么做时，他忽视或曲解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事实。首先，英国在过去并未规避对欧陆的武力投入，就如马尔博罗和威灵顿的幽灵会向他断然显示的那样。其次，英国先前一直能够限制它在欧洲大陆的兵力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它是否拥有能对敌方保持压力的欧陆大盟国。第三，外围战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易受伤害的敌国海外殖民地暴露无遗，它们给了皇家海军易于打击的靶子，也给了英国外交部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但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是，德国——20世纪前半期对英国的主要陆上威胁——并不契合外围战略的任何条件。……

　　如果说地理状况对威胁评估施加了一种支配性的影响，那么它同样能够塑造关键性的战略信条。在20年代和30年代，英美两国的空军人员都明确表达了一种无所不在，甚至是教条式的观点，即空中力量能够独立于地面和海上兵力取得决定性的战果。与之相反，德国人形成了一种大为不同的看法。德国空军人员并未由于某种拙劣的信念，即空军应当拴在“陆军的外衣后摆”上而摒弃“战略”轰炸观念。相反，与其英美同行不一样，他们不得不对付地面入侵这真实和常在的威胁。美国和英国的空军人员可以就飞越战线、然后摧毁敌国社会的心脏一味想入非非，德国的空军人员却必须对付诸如丧失自己的机场这样平凡的事情。轰炸工厂和在布拉格、华沙和巴黎撒下恐怖都很好，但如果德国陆军与此同时丢了莱茵兰和西里西亚，这样的功绩就几乎全属徒劳。纳粹空军的规划者们承认“战略”轰炸的价值，然而他们经不起把这看做空中力量的唯一适当作用。由于地理原因，德国空军人员必须还要思考支援地面战争问题。相反，对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丢了比利时、荷兰甚或法国不会取消继续战斗下去的可能性。

　　然而，地理状况的影响（或制约）能够对国家战略目的的实现施加严格限制。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显然力图谋求在欧洲的霸权地位，但他的统治区域分布广泛，将西班牙及其属地暴露在来自那么多方面的压力之下，以致它往往似乎处于被围困状态。在地中海，奥斯曼土耳其人是个常在的、有力的威胁；在北方，荷兰人的造反展示了一种经久不息的经济和意识形态威胁，而且那是英国人乐意加剧的；在中部，法国人虽然内部分裂，却代表了一大潜在的对手。最后，有如德雷克的环球航行将要表明的那样，西班牙在欧洲的地位如此大为依赖的美洲财富，易于遭受袭击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