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腓力的困难当中有许多源于他不能或不愿做出可以减少对手数目的外交让步，然而只要浏览一下地图（不用提对于16世纪欧洲的通讯和旅行实况的任何了解），就应当悟到地理状况对西班牙的战略选择施加的严格限制。

　　最后，一国的形状是其战略形势中的一项重大要素。以色列领土紧凑，缺乏纵深，这使得一种进攻导向的、先发制人的战略成了差不多绝对必需；相反，俄国广泛伸展的辽阔疆域使它的传统战略成为可能，那就是在一场持久的防卫战争中以空间换取时间。同理，基于一套地理环境的信条偏好在随意延用于另一套地理环境时，可以证明是危险的。例如，内线位置和相对短的距离，加上中西欧发达的运输网络，决定了德国的作战方式。然而，在面对苏联极为辽阔的大草原时，这种方式很快就导致灾难，部分的是因为它对于后勤的那种骑士式的轻蔑态度。德国的战略规划者们从来没有学会对距离的有益尊重，而这是雄心勃勃和高度精细的后勤方式的特征，以这种方式美国人（举例来说）跨越天涯海角投射并维持权势。

　　然而，地理的影响并不限于单纯的物资距离。在他们对造反的美洲殖民地进行的战争中，英国人发觉无法控制他们跨越大西洋投射的军事力量。诚然，英国人怀抱来着手进行这场战争的政治上的先入之见，使之差不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可疑的主张。尽管如此，仍值得注意一个事实：在杰曼勋爵1778年至1781年期间给亨利爵士克林顿将军的大约63封令函当中，有6封用了不足两个月时间到达北美，12封用了近乎两个月，28封用了2到3个月，4封用了4到5个月，还有2封用了5到7个月。虽然现代技术奇迹已消除了传达命令和投射权势所包含的某些困难，但时间、距离和天气仍然对国家的战略选择和能力施加巨大影响。

　　历史历史经验就像地理状况一样强有力地影响战略选择。如果说以色列的狭小幅员及其毫无遮拦的位置在其决策者头脑中占很大分量，那么对于犹太民族的离散和遭遇大屠杀的记忆同样如此。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居有可能（虽然未必）从来不把自己将犹太人打入地中海的威胁当真，但对一个诞生于六百万死者骨灰中的国家来说，这些威胁包含着比唱高调更多的含义。以色列坚持保持被占领土，积极倾向于打了再说的做法，就是历史经验的表现，不管对那些将决策者视为冷静的“理性行为者”的人来说，这些表现可能显得是多么的出于误导。

　　与此相似，捷克人民在1620年白山战役（其时哈布斯堡全歼捷克国家军队）之后的命运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在20世纪的行为。得胜的哈布斯堡皇室进而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日耳曼化”，以至于直到19世纪中叶为止，很难说在捷克人的小村庄之外还有什么捷克民族文化。这一记忆塑造了捷克国家领导人在1938年9月、1948年2月和1968年8月的行为方式，那就是宁愿屈从而不冒民族毁灭的风险。……

　　如果历史教训可以被读取，那么它们同样可以被误读，就像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表明的那样。德国的统一首先归功于俾斯麦的政治机敏和仔细权衡。然而，无论是威廉二世还是他的将军们，都没有赏识和学习其中灵巧高超的治国方略。相反，他们都集中关注军事成分，那是俾斯麦成功的一个必要但非充足的条件。在战场上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胜利使他们确信作战需要第一，其他一切都在其下。结果，德国在缺乏政治头脑的情况下打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这大大促成了它最终的失败。……

　　德意志帝国1918年在其中崩溃的特殊环境导致了对历史经验的第二番误读——甚至更加危险的误读。到1917年至1918年，德军已击败了俄国，并且似乎处于对法胜利的边缘。随后，德国在军事上骤然崩溃，同时国内爆发革命，导致这么一种停战：它让德国能够规避其实际战略处境的全部苦果，即必须等到1945年才降临的、在德国本土的粉碎性战败。卢登道夫等人于是可以声称：协约国并未在战场上击败德军，德军是被国内的自由派、革命党和犹太人“在背后捅了刀子”。这一论辩不仅使德国的将军们和希特勒之类业已泛起的极右翼煽动家信服，而且也使许多本来应该较为知情的人士信服。甚至魏玛共和国的新任总统、社会民主党人弗里德里希R26;埃伯特也将归国军队当做“未败之师”欢呼致敬。

　　随后，德国政府内的文职官僚部门（其大部分仍处于前帝国留下来的官员领导之下）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蓄意欺骗运动，歪曲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这些努力愚弄了很大一部分国际舆论，毁坏了德国人民对其晚近的过去达到一种准确理解的任何机会。迟至1945年，在第二次毁灭性的战争之后，他们才有条件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