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由社会珍视“作为其本身目的的个人”，欢迎多样性；它追求“创造和维持一种环境，在其中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实现自身的创造力”。它是宽容的，因为它认识到个人自由这一指南性意识形态的内在力量。除了自卫，它拒绝将暴力作为政治工具，因为“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自由社会的首要依靠是它的思想的力量和吸引力，它并不感到有任何强迫性的冲动要迟早使得所有社会同它一致”。与这一开明理想对立的是苏联制度。“没有任何其他价值观体系同我们的价值观体系如此全然不可调和，如此不可改变地怀抱要毁灭我们的体系的目的……”

　　NSC－68对美苏冲突的摩尼教式的描绘至今仍然令人惊异。“现实政治”诱使人将文件的这一部分当做针对容易受骗上当者的纯粹的宣传而嗤之以鼻。然而，它不可能是宣传。NSC－68只是在美国政府的最高层中间传阅；虽然其大意广为人知，但它迟至1975年才最终解密。而且，在1950年以后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一直提供着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基石。它准确地反映了美国战略所依据的意识形态前提。

　　早先的信念对决策者的影响之有力不亚于此。有如杰弗里R26;帕克就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所说的那样:“如果说腓力……选择延长他的臣民的苦难，以实行他的战略目的，而不管这些目的的代价如何，那么原因就在于……他那至死不可动摇的信念，即他是在替天行道，而天意恢恢，终有定夺。”因此，腓力继续对荷兰人进行耗费极大的战争，同时在地中海地区同样凶猛地与土耳其人拼斗。在这两个场合，腓力都是在为理性的战略目的打仗，但与此同时他的宗教宏旨同他的地缘政治目标难分难解地缠结在一起。而且，在重重困难之中，他还肩负着摧毁英国新教这一重担，这分明过分伸展了他的有限的手段。假如腓力还活着的话，就会发觉自己完全不理解下一个世纪里天主教的红衣主教黎塞留为何支持信仰新教的瑞典，反对信仰天主教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

　　在西方传统之内，作为灾难性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一个结果，宗教失去了对战略的很大部分影响。然而，这影响的残余还留存了一段时间，而在西方之外，宗教依旧是一种基本的战略动机。例如，在他1979年登台掌权以前不久，阿亚图拉R26;霍梅尼倡导圣战观念。他写道:“圣战意味着征服所有非穆斯林领土。在组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伊斯兰政府以后，或许就将宣战……到那时，志愿加入这场以使伊斯兰法律在整个世界至高无上为最终目标的征服战争，将是所有身体健全的成年男子的义务。”伊朗革命留下的生灵劫难已极为突出地表明，他是当真的。

　　然而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对战略政策行使最有力影响的是宗教的世俗变体——意识形态。法国大革命和随后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战争确定了20世纪的气氛。世俗宗教特别使得我们这个世纪的前半叶遭殃，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近乎使西方文明丧命。希特勒大力谋求创造一个德国（雅利安）控制下的、从乌拉尔山脉到直布罗陀的统一的欧洲，并且是个完全清除了犹太人的欧洲，而这提供了一种几乎摧毁其所有对手的冲劲和力量。其他大国未能理解德国政策背后的动力。……

　　苏联人对纳粹的意识形态威胁作了最严重的错误估计。无疑受了革命只来自左边这一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影响，苏联领导人拒不认真看待希特勒关于东方“生存空间”的言论。斯大林及其助手相信纳粹运动不过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欣然坐视希特勒的上升；在整个30年代，他们同柏林屡屡秘密接触试探，同时弹唱“人民阵线”调子，以得益于西方的容易上当者。1939年，斯大林显然通过纳粹与苏联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该条约保证了资本主义大国间爆发战争。然而，这一战争使得苏联在欧洲大陆孤身同纳粹德国相处，而且斯大林对希特勒动机的错误看法又一次使苏联人两眼抹黑，视而不见行将到来的打击不可避免。

　　不过，虽然纳粹意识形态赋予希特勒的运动一种革命性的动力，几乎颠覆了世界秩序，但与此同时它又对纳粹侵略苏联失败起了一种根本作用。纳粹世界观不仅使德国人在战争的很大部分时间里大体低估他们的苏联对手，还导致德国人——纳粹领导人和德军官兵——发动一场灭绝性战争，而正是这样的战争赋予了苏联人民很大部分抵抗意志。在东线战争中，希特勒始终坚执自己的意识形态想象，将其视为对东方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威胁发动的一场十字军东征，不管可能有怎样的政治、军事反应。结果是后一政权继续留存，这个政权按照阶级而非种族来定义自己的政敌。诚然，斯大林证明自己更能适应严酷的战略必需，但为了使他摆脱他的某些意识形态先入之见而付出的学费，对苏联来说证明格外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