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但不那么自觉，而且通常不那么教条的是文化态度。此类态度帮助确定国家领导的风格以及一国国民对此风格的接受程度。有如约翰R26;林恩所展示，路易十四对“光荣”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的战略方式，并且使他在价值取向方面显然有别于大多数现代国务家。……

　　然而，文化态度的影响所及，远比单纯的国家领导风格要深入。它们还能部分地决定一个政治实体在战略估算方面的自然倾向。例如，战争在古典时代罗马人的世界观中占据中心位置：军事荣耀、父权般的专制主义以及帝国野心结合起来，大有助于使罗马成为一个顽强、无情和力量充裕的对手。相反，明朝时期中国人的文化证明是个深刻的战略障碍。它不仅促成了一种使得明王朝不能正确评价蒙古威胁的优越感，而且其中的儒家成分微妙地鼓励了一种如阿瑟R26;沃尔德伦纳那样表述的信念，那就是相信“文化和道德规范在其中维持秩序的状态”，相信“他们认为比单纯的强力更值得赞美和更为有力的手段”。良好的统治系由这些规范的培育和维持构成；对心怀敌意的对手的控制将仅仅来自遵循事物的自然秩序，而非通过强制来摆布环境。明王朝不赞成赤裸裸地诉诸武力，虽然它有时也采取这种途径。此类信念（它们同好斗的西方传统那么格格不入）的后果，是不能有效地适应变动中的战略环境。

　　经济因素任何战略的贯彻，显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可得到的经济手段。腓力二世治下的西班牙是个例子，表明一个早期现代国家能够在获取贯彻战略的充足手段方面所经历的困难。1576年，西班牙政府未能向它在佛兰德的士兵发放军饷，结果触发了一场灾难性的兵变和对安特卫普的洗劫，它们损害了腓力在此前十年里实行的战略和政治方针。另一方面，荷兰人却拥有一个欣欣向荣的商业经济，它使之能够在造反中占上风，即使这场冲突延续了80年之久。

　　的确，在整个现代早期，一国产生资本的能力是个最重要的问题。在收集资金方面常年不息的困难鼓励了一种权宜之计——“以战养战”，它不断地使军队进兵欧洲最富庶的地区，刺激了精细的强制性捐献制度的创建。然而，这样的措施充其量也是不足的。士兵们在自己夺取的东西当中浪费和毁坏得太多，靠所占土地供养的需要又往往严重阻碍了作战，而供给之不确定使得军队不听中央控制。最重要的是，缺乏高效的资本动员妨碍创建足够强有力的陆海军。随着君主们力图更有力地控制自己的岁入基础，对于更为强大的武力的需要帮助刺激了绝对专制主义的发展。

　　政府与商业利益结盟是个更好的解决办法。荷兰人预示了这种安排，然而英国人在其革命和内战之后决定性地采纳了它。国王和国会分享权力，这使税收得以急剧地然而是自愿性地增加，并且鼓励了富人们大规模地借钱给国家。同任何其他因素相比，优越的财政组织更使得英国能够在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中向波旁王朝统治的法国挑战，并且最终超越之。

　　到头来，所有西方国家都认识到而且采用了这一经济上的有利做法。然而，尽管现代财政安排缓解了对战略的制约，但没有消除它们。确实，通过实现闭关自守、自给自足来摆脱一切经济桎梏的渴望帮助推动了19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促成了作为部分原因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灾祸的英德敌意。同样的基本冲动刺激了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扩张。美国的报复性经济措施（一系列最终达到切断一切石油供应的禁运）则刺激日本夺取东印度，并且孤注一掷、不顾后果地进攻美国本身。

　　经济因素也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名义上的盟国。纳粹德国在30年代濒临经济灾难，它的重新武装计划就手头的资源而论规模过大，虽然完全符合希特勒的目的。于是，经济过热的压力越来越迫使希特勒有所行动，导致他在第三帝国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以前就大打出手。然而，正如他在1938年被告知德军备战尚未就绪时说的那样，问题不在于武装力量的备战程度，而在于德军与其对手之间的力量对比。对第三帝国来说幸运的是（至少短期内如此），德国人不是在其经济供给匮乏的1938年开战，而是在1939年，那时他们可以从残缺不全的捷克共和国和苏联汲取资源。

　　在欧洲的另一边，对又一场欧陆战争的极端恐惧和对英国战略的两大经济制约交织在一起。内维尔R26;张伯伦认识到英国经济力量的局限，认识到政府重整军备计划可能严重动摇公众的和国际上的金融信心这一危险，而这信心是英国政府自1931年危机以来那么费劲地加以修补的。他还担心，继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破坏之后，又一场冲突将完全毁损英国的经济地位。张伯伦和英国财政部的分析家们在这第二点上确实是正确的。然而在第一点上，他们未能超越自己的狭隘眼界，未能理解纳粹威胁的性质，结果几乎毁灭了英国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