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世纪头30年往后，对美国决策的经济制约比差不多所有其他现代国家所受的都小得多（从美国南部邦联角度来看除外）。在内战期间，一旦国民经济加速起来，联邦政府便处于一种极其有利的地位，能够将巨大的军事力量深深地投射入美国南方，从根本上粉碎叛乱。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体现了“美国战争方式”；美国的经济实力对于造就或维持粉碎德国权势的大联盟证明是关键性的。然而，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并非万能：越南战争提示，就贯彻一种根本上有误的战略眼界而言，即使压倒性的经济力量也无济于事。

　　政府和军事体制组织方式在战略的制定及其对实际状况的适应方面，政府和军事体制的结构起关键作用。政府形态影响决策者分析和解释外部环境的能力。多少个世纪里，专制暴君一直表现了一种臭名昭著的倾向，那就是惩罚坏消息的告知者。结果，他们手下的官僚讲求现实地分析世界的意愿就可能不那么令人满意。在任何一种体制当中，官员们都非常擅长对领导人报告领导人想听的东西。军事体制则能够表现出多种多样的特性，它们可以使这些体制特别适合于战略的规划和实施，或者相反，可以削弱其有效性。

　　在两个最重要的西方政治范式——古典时代的希腊和罗马，政府体制和军事体制密切地交织在一起。雅典城邦就战略政策进行辩论，并且定期从自身的成员中选举将军（希腊语称为strategoi）。结果之一，便是虽然德高望重、才能杰出的领导人一般能够将自己的战略见解加之于众，就像伯罗奔尼撒战争早期岁月里的伯里克利那样，但他们仍然不能不对一个任性的民主议政大会变动不息的情绪保持敏感。反过来，这个大会的决定有时可以证明是灾难性的，例如雅典对西西里的远征就是如此。就罗马共和国而言，统治精英完全由曾经从军打仗的人组成：服役参战是担任政治官职的绝对必需的先决条件。公民和军人的同一性使得罗马能够动用其整个人口，从而能够近乎连续不断地将规模庞大、训练完美的军队投入战场。罗马军队凶狠严酷的纪律，加上罗马人的尚武伦理及其美德观念，使得这么一项权势工具成为可能：它在古代世界无可匹敌，以后得到马基雅维里大为敬慕的研究，并且在17世纪期间由摩里斯（拿骚的）和古斯塔夫R26;阿多夫予以积极的模仿。

　　政府和军事机器的同一延续到现代早期开始后的颇长一段时间。摩里斯和古斯塔夫R26;阿多夫两人都一身二任，亦即既是军队统帅，又是国家元首，而许多欧洲君主都像他们一样具备这个特性。迟至1870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仍然随同自己的军队对法作战，参与那场会战的行动决策，并且在克虏伯大炮猛烈轰击法军（它本身由拿破仑三世随同）、迫其可耻投降之际，屹立于俯瞰色当的山顶。然而在兴起中的各自由国家中间，政府体制与军事体制之间出现了相当大的鸿沟；不管政权的性质如何，随现代国家的规模和复杂性造就了许多分析战略环境的政府机构和委员会，战略规划部门步步扩展。只要将1864年时的决策过程同仅仅80年后发生的情况相比（1864年时林肯、斯坦顿和格兰特在白宫俯身察看地图，80年后罗斯福、联合参谋部、各个不同的情报委员会和战区统帅们都将手伸进战略汤锅中搅和），无疑，罗斯福在1944年控制美国战略的程度同林肯在1864年一样大，但政府的结构及其提供深思熟虑的咨询意见的能力业已经历了一场革命。

　　官僚机构势力的扩展大大影响了战略决策，特别是因为互相竞争的各机构和各军种无不谋求将自己狭隘的局部利益加之于战略缔造。在美国，50年代期间“大规模报复”和“灵活反应”之间的冲撞反映了空军与陆军争夺预算，不亚于它反映对于满足国家安全需要的最有效办法的权衡。每一军种都已开始用将会增加或至少维持自己在财政馅饼中的传统份额的方式，描绘新的冷战后环境。

　　缔造战略上面叙述的所有各种影响都参与国家战略的缔造。就像已表明的那样，战略缔造是个既涉及内部政治影响和个人行为特质，又涉及外部事态和威胁的压力的过程。温斯顿R26;丘吉尔在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时，提出了战略政策的缔造所涉及的某些含糊不清之处：

　　研究过大战的起因，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觉得个人实在把握不了世界命运。有一种说法很有道理，那就是“在人类事务中总是差错多于谋划”。绝顶能干者头脑也有限，他们的权威会碰壁，舆论氛围对他们有影响，他们对大问题只能起短暂和局部的作用，而这问题本身如此巨大纷繁，其方方面面如此变化不息——所有这些在人们能够毫无保留地谴责战败者和毫无保留地开脱战胜者之前，都肯定必须考虑到。事态……转入一定的轨道，谁也无法使之改弦易辙。德国顽固、鲁莽、笨拙地驾车奔向火山口，把我们统统拖着和她一起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