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时代，对30年代英国和德国所作的一项比较提示，这些过程在一个政府那里的运行与它们在另一个政府那里是怎样的极其不同。在英国，有一套精心协调和组织起来的委员会体系，它从内阁开始，向下经过多层官僚机构运作，这些机构有帝国防务委员会、对外政策委员会、参谋长委员会、联合规划委员会和联合情报委员会等。这套体系仔细掂量和评估英国战略形势的每个方面。整个过程保证了在英国政府的每个层次上对战略问题的细致考虑、彻底分析和认真辩论。各不同机构产生了一项项战略概览，它们是专职机关严谨和分析的楷模，在官僚生活的局限性之内无论怎样看都绝顶优秀。

　　与之反差强烈的是，纳粹制度以差不多完全缺乏决策程序为特征，虽然此前的魏玛政权和威廉帝国政权还是有的。官僚机构始终大致互不协调，军政领导人很少讨论基本的战略问题，没有评估程序来分析战略问题的较广阔的政治和经济方面。如此缺乏系统性完全符合希特勒的治理原则。结果让战略决策过程差不多完全处于元首控制之下，或者在他一人的头脑之中。……

　　在丘吉尔于1940年取代张伯伦任首相后，英国的分析系统取得了来自上面的指导——一种对官僚机构的产物作判断的能力，那是它在30年代始终根本缺乏的。正是这种系统，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体予以模仿，并且在冷战时期大有成效地予以全面运用。如果说美国的系统有某些怪癖——亦即有个独立的立法部门——使之以一种效率较低的方式起作用，那也至少存在一种要系统地把握战略问题的意愿。德国的情况从来不是如此，而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不仅反映了希特勒的世界观的特质，也反映了德国官僚机构不能理解（更不用说分析）战略问题。

　　有关缔造战略的几大要点值得再说一遍。第一，那些介入战略缔造的人，不管是国务家还是军队领导，生活在一个信息不全的世界上。他们在大多数场合，除了在最笼统的意义上，不知道其他国家的战略意图和目的，而且他们对自己一方的了解也往往有欠缺。第二，环境经常迫使他们在最为紧张的压力下工作。当发生危机时，他们极少有时间来思索和反省。于是，他们常常集中于狭窄有限的问题，而不关注大的、长期的抉择；换句话说，他们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很少有人能以一种合乎逻辑的或透彻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不管是在书面上还是在面对面的谈话中。大多数人只是对事态作反应，而非塑造事态，使之符合自己的目的。如同政治，战略是可能性的艺术，然而很少有人能够辨识什么是可能的。历史没有伴随冷战的结束而结束，因而战略也是如此。大风暴并未带来平静，而宁可说是带来了各个统治者、国家、联盟、民族和文化之间的新的斗争……

　　节选自威廉森R26;默里和马克R26;格利姆斯利:《论战略》，载威廉森R26;默里、麦格雷戈R26;诺克斯和阿尔文R26;伯恩斯坦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