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麦格雷戈R26;诺克斯

　　麦格雷戈R26;诺克斯，著名欧洲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家，现任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史史蒂芬森讲座教授。著有《希特勒的意大利盟友》、《共同命运：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独裁、对外政策和战争》等书，合编《缔造战略》、《军事革命动能（1300至2050年）》。

　　【编者按：从农业时代到不断革新的科技和工业时代的转变改变了战略在其中缔造的框架。解剖从古至今驱动战略转变的种种力量大有助于理解当今战略家面前变化不息的图景。官僚机构、大众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技术和经济力量等范畴可能最适于区分和分析这些力量。】

　　缔造战略，是指在与敌手的冲突中，统治者和国家对于目的和手段的合乎理性和互动式的调整，而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资料来源涵盖了2400个春秋，涵盖了眼花缭乱的一整系列不同社会。自从修昔底德就他所知的最大战争——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进行写作以来，许多情况已经改变。然而，有如他笔下的雅典人着重预言的那样，对于统治的追求证明是人类生存的一个经久的特征：

　　我们对于神的信念和对于人的认识都使我们相信，依据出于其本性的一种必然规律，他们必定在可能范围内行使统治。我们不是头一个创造出这个规律的人，也不是在这个规律被创造出来以后头一个按照它来行事的人：我们发现它在我们以前老早就存在，我们将要让它在我们的身后永远存在……

　　正如修昔底德同样反复强调的那样，在这个规律得到叙述以后的无休止的冲突中，不确定性、偶然性、摩擦和敌人的意志对于战略的缔造者，连同对于那些被领导或驱使去贯彻战略的人们施加了非凡的要求。而且，作为出自古代世界头号民主国家的一名不再怀抱幻想的贵族，修昔底德比以后的帝王谋臣们远为清楚地看到了政治（即这么一个城邦的内外政策，它由身兼武士的公民组成的全权议政大会统治）与战争之间的紧密联系。

　　因此，修昔底德本当完全熟悉克劳塞维茨的下述观念：战争是难以预见和趋于升级的、“两大活生生的力量的彼此冲撞”，它由暴力、偶然性和政治这“自相矛盾的三位一体”支配。修昔底德和克劳塞维茨两人的主要见识经受住了人类历史上最大飞跃的考验，此即克劳塞维茨写作时正在起步的那个转变——从循环式半停滞的农业时代到科学、技术和工业之不断革命的转变。然而，这一飞跃及其显然仍在加速展现的后果业已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战略在其中缔造的框架。不仅如此，这些后果仍在近乎日新月异地改变它。……有一种方法可以理解当今摆在战略家面前的变化不息的图景，那就是力图解剖过去2400年里驱动战略转变，而且似乎将来大概仍将如此的种种力量。这些力量是互动的，然而若干范畴——官僚机构、大众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技术和经济力量——可能最适于将它们区分开，以便分析。

　　官僚机构“兵者，国之大事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与修昔底德近乎同时代的中国伟人孙子，其战略指南中的这句开场白直截了当地讲出了个中道理。缔造战略是国家这冷酷的怪物的事情，而国家的核心特征是在它们自己的领土内对于暴力的垄断，其关键机构便是武装部队和官僚。官僚机构的成长与战争紧密相连，因为在前工业化的国家里，主要的政府开支通常用在防务或侵略上面。开支驱动税收，税收反过来又需要有愈益庞大的官僚机器来筹集和支出。然而，直到20世纪为止，战略始终顽强地保持非官僚化，原因在于统治者满怀戒心地抵制专家的侵蚀，在于前工业化时代的战略问题相对简单，也在于官僚机构本身的性质使然。

　　官僚机构纯粹是“理性目的”的（zweckrational）：它们在理论上——而且也令人惊异地经常在实践中——执行命令迅速准确。可是，它们必不可免地依照官僚机构的而非国家的生存来定义国家目的。它们最怡然自得于传统的见识，最喜欢渐次的变化。它们相信一种神话，即事实上一切战略问题都可以依其自身的要素得到解决，不管它是外交或经济权势，还是秘密知识和秘密行动，或是地面战斗、海军优势或空中轰炸，而不能如此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当面对不相称或不可量化的选择（这样的选择是战略的家常便饭）时，它们通常往回退缩，与自己的同伴达成并不连贯的妥协，或者凭直觉草率作出战略决定，除非战略决策体制迫使它们以理性的方式对所有选择作出辩护。而且，在缺乏强劲的政治领导的情况下，甚至有体制的辩论也可能只会造成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