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将国内政治与战略之间的屏障一扫而空。尽管这两场革命在意识形态和实际做法上有基本的区别，但它们都赋予所有成年男子政治上的发言权，使之成为一身二任的公民兼战士。专制主义无法同由此而来“基于全民力量的不可抵挡的巨型战车”相争。有如一位普鲁士改革家在耶拿战役之后写的那样，法国平等主义原则（一旦用刺刀武装起来）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致“未能自愿采纳它们的国家将要么遭到毁灭，要么迫于外力而接受它们”。此后，甚至独裁制——从拿破仑到希特勒和斯大林——也基于一定程度的大众支持。

　　大众政治和作为其逻辑后果的大众战争意味着舆论成了一个决定性的战略要素，成了战斗力的一个至关紧要的成分。就像在古希腊城邦和在共和制的罗马，1792年后的战略缔造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依据国民士气的两个根本成分来行事，那就是对胜利的信心和对本国事业合乎正义的信念。这两者都越来越需要有宣传，连同审查制度或自我审查，理由在于无疑需要保守军事秘密，但它们同样是为挡开敌人的宣传、封杀国内的不同政见分子和抹杀难堪的事实所必需的。对于那些是一种总体性意识形态的化身的国家来说，这两者最为有效，因为此类意识形态号称掌握了历史进程，并且因而把握了胜利，与此同时它们依据同一个逻辑又剥夺了敌人的道德合法性，甚至剥夺了他们的人性。最后，这两者还极好地与一定程度的恐怖结为一体。

　　对于胜败的信念并非全是经验事实的问题，但战略家可以像传统上所做的那样将敌人置于一种无望的境地，以此最有效地造出这种信念。宣传或许可以帮助坚定舆论，使之能长久地等待“最后胜利”（endsieg），就像1914年至1918年和1939年至1945年在德国的情况。然而，相反的证据——从卢登道夫1918年攻势夭折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军不断败退——是领导控制不了的。关于本国事业合乎正义的信念却不是如此，客观事实完全不证明可以妨碍信念。的确，为了给“国家理由”（raison d’tat）披上一件道德上令人满意的外衣而对事实的操纵摆弄，兴起为大众政治时代最重大的战略需要之一。

　　1870年，俾斯麦以埃姆斯电报成功地挑起法国宣战，他的后继者没有忘记这一点。小毛奇在1912年以后敦促发动对法俄两国的战争时，坚持认为内阁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在他那无情地强求的战争中，胜利取决于“如此构设开战理由，以至全国万众一心热忱地拿起武器”。这一时刻于1914年8月来临——在德国的对手们统统比不上的热情洋溢中来临，所有经历了这一时刻的人，从普鲁士的将军到社会民主党人，无不打上了它的烙印。这一热情的基础在于声称德国是无缘无故的进攻的受害者，而发动进攻的是一群恶魔般的敌人，他们由哥萨克的杀戮欲望、法国人的复仇渴望和英国人的“贸易嫉妒心”驱动。然而，这声称全都是假的。将它编造出来，是德国的一桩聪明的战略性战争行动。“这情绪极妙”，德皇的海军内阁（naval cabinet）主官在1914年8月1日德国动员之际高兴地说:“政府在使我们显得像是遭到进攻方面非常巧妙。”

　　在德意志之战的第二轮，政府就不那么巧妙了。希特勒在备战方面利用了国民的受害感——受恶魔般的对手之害。这受害感造就于1914年以前和1914年至1918年期间，此后通过旨在使德国解脱战争“罪责”的、劈头盖脸而来的大量官方和非官方谎言得到养育。他利用了在1918年既由卢登道夫也同样由社会民主党人确认的那个信条，即德军始终未曾在战场上被打败。他利用了大众的“战争宿命论”和对于失败而非对于战争本身的厌恶，那正是使德国有别于它的西方邻国的。然而，即使是他在战前接连不断的不流血的成功，也未能将所希望的对于最后胜利的狂热信念灌输给德国大众。无论是戈培尔在1939年对遭到鄙视的波兰人的煽动仇恨的狂暴攻击，还是德国关于入侵它的许多受害者纯属自卫的声称，都未煽起1914年的那种自以为是的热情。是1940年春天的决定性胜利，使德国民众暂时解脱了对于1914年至1918年那无情的消耗战将会重演的预感。怀疑者消失在希姆莱的铁丝网之后，纳粹政权垄断了信息和宣传，它还进行了不断的成功努力，用优越感来教化德国的战斗青年——所有这些起了巨大的作用。到头来，德国入伍的民众普遍卷入了纳粹政权在东方犯下的滔天大罪，从而除了血战到底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别的选择。……

　　议会制的民主国家就不那么自在了。不管是好是坏，现代选民大众老是不能依据“国家理由”来判断战略问题，这近乎一成不变地严重妨碍了他们的战略家去发动和进行那些需要举国共同努力的战争。英国在1914年投入战争，为的是防止法国战败，德国取得欧陆霸权，以及英国很可能丧失独立。然而，这种冷静的估算很难打动认真的社会改革家，他们在阿?奎斯的自由党内阁中举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