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4年8月启动了英国远征军的是德国人，因为他们入侵比利时，使得英国内阁和选民两者有了一项看来是正义的事业。与此相似，1938年到1939年希特勒为英国提供了战争理由，虽然起初迟缓的英国选民到头来表明比其政治领导人有眼力。慕尼黑事件过后，公众和国会跑到了张伯伦前面，一旦希特勒进攻波兰便加诸战争。

　　1917年往后，美国也是依靠自己最危险的敌人来开战。光是德意志帝国的潜艇袭击，可能还产生不了为投身于一场欧洲陆上战争所必需的国内准一致。公众也没有认识或接受阻止德国支配欧亚大陆这一紧迫的战略需要。要最终激怒美国舆论，还需要齐默曼的那个令人惊异的提议，即将得克萨斯和美国西南部给予墨西哥。与齐默曼的表现相比，日本帝国在1941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美国修正派——他们力图将罗斯福与珍珠港大败联系起来——的荒唐无稽、极端偏执的理论下面，有着一项战略真理。倘若罗斯福立意谋划一个事件，它将保证国内的一致，使美国硬起心肠来摧毁日本，那么他几乎完全不可能比日本海军参谋人员做得更好。他也不可能比希特勒接着对美国宣战做得更好，这宣战省却了国会关于在大西洋的海军措施和海上事件的很可能伤人的辩论，而正是通过这些措施和事件，罗斯福从1941年9月初起力图贯彻“德国第一”方针。……

　　一个民主国家一旦投入战争，大众政治就对其战略家的掌舵能力设置强烈的限制。迄今为止，民主国家打有限战争打得欢悦，如果这些战争为时短暂的话。然而若无敌人的合作，就只有超越限制才能使之短暂。“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外交和战略灵活性已经一去不返；请看艾森豪威尔1942年同达尔朗“做交易”引来一片喧嚣，或者请看英美两国政府无法使公众舆论对一种可能性有准备，那就是他们的苏联盟友可能很快证明是个大威胁——同他们的纳粹敌人差不多一样大的威胁。大众政治还施加了不断采取行动和不断获得成功的需要，用乔治R26;马歇尔就1942年北非登陆所作的辩护性评语来说,“以便使民众保持开心”。最后，对成功所需激情的动员产生巨大的势头。愤怒的公众不以当代社会科学冷冰冰的抽象来思考。他们并非追求“战争终止”（war termination）,而是追求彻底胜利。他们也并非必然是错的。凡尔赛条约的致命缺陷可能只在于协约国和同盟国未能像他们的公众要求的那样处置德国，那是德国最终在1945年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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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和经济力量农业时代的战略缔造远非与工具和金钱无关。关键性的发明，从青铜和铁的冶炼术，到复弓、弩、马镫、战船、越洋帆船、海战燃烧剂和火药，给了它们的拥有者战术和作战之利，连同往往深远的战略效应。军事工程，从罗马的大道到明王朝和沃邦的要塞工事，有时使其拥有者占据决定性优势。农业时代的后勤成就偶尔比得上下一个时代的后勤成就：君士坦提二世皇帝的手下人聚集了600万蒲式耳小麦，供养其向西挺进以镇压尤里安（背教者）的军队。不仅如此，从雅典人的“专横的城邦”，到罗马和中华这两大农业帝国，再到西方中世纪的君主国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各个好战的城邦，凡此种种国家都将金钱视为战争命脉。然而如马基雅维里所指出，在他那个时代的条件下，争辩“金钱并非总是能搞到好兵，好兵却总是能搞到金钱”听来也同样有理。从波兰、匈牙利、美索不达米亚到安南，蒙古力量施以一连串毁灭性的打击，同时却不依赖一种它自己的农业经济，虽然农业帝国在持久力方面占有优势。

　　因而，武士、马匹、食物、草料和手工制武器同金银一起，是农业时代战争的物质基础。人或牲畜的行进速度决定机动性，海上运输犹如赌博。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技术变迁，除了对于那些跨越长时期回首历史的个别人来说不是如此；修昔底德在其著作的第一篇内，按照海军力量和舰船设计的历史来谈人类进步的历史，这是他的多处现代性的最强烈表现之一。迟至19世纪20年代，尽管克劳塞维茨对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变更”所导致的战争变革作了辉煌的分析，但他未谈在工场和铸铁厂内发生的革命，而正是这一革命使英国能坚持打下去，直至滑铁卢大捷。

　　然而，甚至农业时代迟缓的变化速度也表明，技术能够改变攻防之势对比。盔甲抵挡了“残酷的青铜”；金属撞角使海战有了新的决绝性；要塞和大道挫败了蛮族袭击；长弓、弩和火绳钩枪杀死策马驰骋的骑士，火炮则摧毁他们的山顶城堡；反过来，专制王朝使得一种新的、不惧火药的工事艺术臻于完美，那将优势赋予战略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