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面临敌对邻国的国家里，战略家们现在无论平时或战时，都不得不生活于大不确定的状况之中，其不确定程度超过先前各个时代。这不确定性有两项主要来源，对于战略缔造则有一项主要后果。它部分地来自技术的辩证运动，亦即这么一种不断的危险：技术创新会使关键性的武器系统退化或变得无效，或者突然变更攻守之势对比。对维持现状国家的战略家们来说更糟的是，1918年后新的机动性使战略进攻如虎添翼。克劳塞维茨当做不可行而予以摒弃的战略奇袭，现在简直是“常规”战争和核战争领域的通则。1941年6月22日和12月7日发生的事情并非意外事故。德国在将300万人集结于斯大林的边界之后，在简直是最坏情况条件下，通过欺骗取得了战略上的出奇制胜。日本毁坏性地袭击了这么一个政府和人民的舰队：它们充分预料到会有攻击，虽然未料到是在珍珠港。埃及在1973年起初的成功表明，甚至一支处于不断的空中监视和信号监督之下的军队，也能出奇制胜，如果它被无限期地保持在准备发动打击的态势上。

　　结果是对战略家们来说，克劳塞维茨所嘲笑的情报已变得愈益紧要，正如成像、侦察和破译系统在效率和规模方面已成倍增长。然而，缺少的是迅速处理由此而来的巨量资料的机器，更是大大缺乏装置来从“噪音”和欺骗中分离出公认的“信号”，就敌人的效能和意图作出判断，并且辨识其信条的和意识形态的盲点，同时使得分析家和战略家的这类盲点变得无害。结果是持续不止和愈益深化的不确定性，它并未由于不得不做的、对于敌方“能力”的呆板的计数而减小，反而由此而加剧了。而且，情报收集装置就像武器那般，服从同样的辩证法则。反制、规避或欺骗可以在任何场合甚至使（或者特别使）那些被似乎不费气力的技术优势搞得懒惰的人也大为吃惊。

　　最后，变革了战争和情报搜集的新的通讯和成像技术大大强化了战略与大众政治之间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电报和电话已经让每个同盟能够利用关于对方战争目的的消息来坚定国内士气和军队斗志。透明对中欧强国的损害最大。德国中产阶级要征服世界的贪婪促使协约国人民确信谈判无用，到头来也损害了德国大众关于自己进行的战争是防御性的信念。此后的独裁政权搞出了一种防卫办法，那就是对于信息的中央控制、毫不放松的信条灌输以及恐怖。然而，甚至在30年代，通讯技术也使得法西斯和纳粹政权受制于“玻璃房效应”：针对不同听众的话语之间的不一致差不多立即就暴露出来。旨在塑造大众好战情绪的言辞和意象越过国境，泄漏到预定的受害者那里，从而导致了相反的动员。反过来，为避免触发外国的抵抗行动而给好战态势多少打些折扣（就像希特勒直到1938年为止勉强做的那样）也有代价，那就是一旦危机来临，大众可能缺乏必要的好战狂热，缺乏对他们本身事业之正义性的顽固的信念。丘吉尔之类敦促备战或防御行动的民主制国务家面临更严重的困难。他们立即成为众矢之的，遭到敌方媒体的密集攻击和国内和平主义鼓动的严厉谴责。

　　此后全球性电视的发展造就了透明度方面质的飞跃。凡生活在内战状态和潜在（或实际）的对外战争状态中的封闭性社会，依然能够指望靠恐怖和审查来限制出自外国“讯息”的损害，虽然无线电干扰与无线电传送之间的技术力量对比仍然可变。开放性社会在和平时期却没有这样的依靠。在有限战争中，它们仅有一种粗犷的部分补救办法：直接袭击敌人的广播系统。电视的独特能力——通过象征和图像来操纵情感、它的耸人听闻的直接性及其内在的播放选择性，给有志成为戈培尔的人提供了令人惊异的机会。专制政权并不需要它们自己的媒体来操纵民主国家的舆论，因为商业电视的经理们欣然互相倾轧，以获得独占性的宣传播送权。而且，即使没有宣传，作为战争本质的死亡和毁坏的影像也许就足以侵蚀胜利信心，削弱关于己方正义的信念，而这些正是国民士气的实质。在技术对战略缔造者的所有各种严重制约中间，媒体造成的透明远不是最轻的。

　　从往昔之路到未来之道托马斯R26;霍布斯——修昔底德史书的翻译者——曾设定,“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永无休止死而后已的权势欲”。这一普遍倾向依旧同我们在一起。暴力、偶然性和政治，危险和摩擦，敌手之间趋于升级的互动依旧是战略缔造者们的行动领域。然而，革命性的新世界——官僚机构、大众政治、意识形态狂热和无休止的经济技术变动，已经使所有这些换上了新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