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定了1945年以后时代的、对于强国间冲突的制约很难说是历史过程所固有的。苏联的瓦解只是意味着对民主资本主义的仅仅一种意识形态挑战的死亡。在西方以外，宗教仍然在激励普遍性的权利要求和集团屠杀性的忠诚，欧洲宗教战争的消逝并没有取消宗教战争。即使在平静和富裕的西欧工业社会，民族主义仍然根深蒂固。在诞生于各大小帝国废墟之上的生来贫困的社会里，民族崇拜保持着它的原始蛮力。……

　　经济同样只给了那些希望从冲突中解脱出来的人小小的安慰。美国经济领导地位的缓慢衰落仍可能造成一种空位状况，像跟随英国在1914年至1917年丧失世界市场霸权而来的空位状况一样灾难性。日本的勃兴看来提供了种种严酷的选择，它基于一个至今除象征性的竞争外无法渗透的国内市场，由得到保护免于破产的公司领导，靠其具有强烈奉献精神的劳动大军提供动力，以无限的扩展为目的。……

　　……1945年以后使民主成为正统的是战争胜利和繁荣，而不是历史必然性。经济灾难、不受控制的移民入境或者民族羞辱仍能将民族主义召至前台，多少有如1914年至1945年间的狂暴。而且,“魏玛日本”对外部能源和外部市场的近乎完全依赖，它那古怪的民族主义神话，它的缺乏除成功以外的中心价值和合法性源泉，无不包含着一旦世界经济崩溃便将发生可怕的突变的可能性。

　　最后，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看来不大可能使战略家的世界变得较为稳定或较可预测。科学扩展了战争，赋予安全——以及侵略——的“非军事”方面同“纯”军事方面一样大，或者更大的分量。拥有可观的、愈益成长的科学—工业—军事基础的国家已无情地增生扩散，西方民主国家却很可能从它们现在占世界人口12.4％跌落到2000年时占大约11％，2025年时占8.8％。迄今只限于大国拥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经过表面上无害的外贸常规，无情地扩散到专制统治者、狂热分子和野心勃勃的中等规模国家手里。如果说国家的生存逻辑有时冒犯经济理性，那么经济理性能够通过威胁生存来报复。技术还展现了战争重新专业化的前景，即成为专家的独占领域，他们挥舞越来越自动的武器；民主国家现在也能期待“内阁战争”。甚至过早地被命名的“绝对武器”也显示了相对性迹象，即服从那在过去支配暴力技术的攻防辩证关系的迹象。

　　在这个令人困惑的世界上，寻觅指导战略的预知性理论并不比在人类存在的其他领域寻觅此类理论来得成功。从过去确实浮现出种种模式，其研习使得受过教育的人能够就可能的结果的范围进行推测。然而，未来不是知识的对象，信息处理力的任何增长都不会使历史猫头鹰变成白昼之鸟。相似的原因并不总是产生相似的结果，原因以即使对历史有精细理解的人也无法预见的方式互相作用。更糟糕的是，缔造战略的是有其野心、虚荣心和怪癖的一个个人。对于不可预见地缠绕着哪怕是最简单的战略决策的个人怨仇和机构争斗，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有时是个比克劳塞维茨的书更好的理解指南。最后，冲突是矛盾和悖论的领域。有个当代战略家们可用的最成功的分析——但非预知——框架，它辨识出冲突的反向逻辑在其中作用的五个层次和两个方面，同时以有意的讽刺发问:“战略能否有用？”

　　说到底，战略缔造者必须缩小其关注焦点，过度复杂使头脑失灵。至少，他们必须认清自己和潜在的对手，认清其力量、弱点、先入之见和局限——依靠谦卑的态度、不懈的和具备历史见识的审视性分析，还有即使在胜利当中也有的无休止的不满足来做到这些。他们必须经过有组织的辩论来掂量难以估计的因素，这样的辩论减少个人的、组织的和全民的幻想和错觉。他们必须直面处理官僚机构回避不管的种种问题。他们必须无误地辨识并准备打击敌人的根本要害，无论是依靠突然袭击，还是依靠消耗战，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政治、经济斗争中。而且到头来，战略缔造者必须欣然面对决策的不确定性和行动的危险。

　　节选自麦格雷戈R26;诺克斯:《缔造战略方面的连续和变革》，载威廉森R26;默里、麦格雷戈R26;诺克斯和阿尔文R26;伯恩斯坦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