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使伯里克利为难的事情。如果雅典人在武力威胁之下接受了斯巴达的要求，他们就会使自己的城邦倒退半个世纪——倒退到斯巴达是希腊人独一无二、毫无疑义的领袖的时期。雅典的权势和独立就将由斯巴达国内政治的起伏波动任意支配。“三十年和平”保障了雅典与斯巴达的平等，保障了希腊划分为两大势力范围。这一安排基于互不干预的原则，小心翼翼地规定了与中立国的关系，而且最重要的是规定了用仲裁来处理分歧。如果雅典人现在屈从于武力威胁，他们就会放弃自己的平等权利，听任自己处于斯巴达人想讹诈就被讹诈的境地。因此，伯里克利拒绝撤销梅加拉禁令。他如此向雅典人解释他的看法：

　　你们任何人都不要以为如果我们不废除梅加拉禁令——他们特别将撤销这个禁令提出来，作为避免战争的一个途径——就是在为一桩鸡毛蒜皮之事走向战争，都不要用自己为一桩小事开战这一事后想法来责备自己。因为，这桩“鸡毛蒜皮之事”包含着对你们的决心的肯定和考验。如果你们屈从了，你们就会马上被要求做出新的、更大的让步，因为你们出于恐惧已经做了第一个让步。

　　这是个拒绝绥靖的经典的原理说明，其勇气和决心值得赞赏。然而，伯里克利的担心是否有道理?就眼前的危机而言，没有道理。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具体怨艾并非至关重要。假如雅典人撤销梅加拉禁令，危机本来大概会平安过去而不爆发战争。然而另一方面，伯里克利关于斯巴达始终存在一个敌意难消的派别的看法是正确的。假如雅典做出被要求的让步，可能暂时平息通常审慎平和的多数派的担忧，但也可能导致斯巴达在未来的冲突中采取一种更强硬的路线。伯里克利确信自己已经发现了一种战略，它能够保证成功，使得斯巴达人明白放弃威胁和战争为好。他相信，只有他才能说服雅典人采纳和实施这战略。这一自信肯定是对的。他所以拒不让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将此当做独特的机会，以此可以将雅典帝国和斯巴达—雅典关系置于一个恒久、健全的基础之上。有一种表面看来大有希望的战略可供采用这一点，可能助成了战争的爆发。

　　伯里克利确信斯巴达要打仗的决定是个失常现象，因而采取了一种旨在使斯巴达人明白他们犯了错误的战略，一种为了在战前现状基础上恢复和平的战略。他设想这么一个世界：在其中，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认识到无法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从而将尊重对方的完整。

　　一项成功的战略必须基于对战争目的有清晰的理解，并且对双方可以得到的资源有准确的评估。它必须追求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利用往昔的经验，适应物质和心理两方面条件的变化。健全的战略事先保证倘若起初的期望落空，就有替换的计划可供采用。然而，国家或国务家难得以这么一种方式投入战争。

　　伯里克利的战略并非以在会战中打败斯巴达人为目的，而只是为了使他们确信与雅典进行战争徒劳无功。因此，他的战略目标是全然防御性的。他告诉雅典人，如果他们“保持镇静，照管好他们的舰队，避不谋求在战时扩张其帝国，以致其城市处于危险，他们就将获胜”。为达到伯里克利的目标而采取的实际规划有如下述：雅典人将坚拒陆战，任凭斯巴达人蹂躏他们在乡村的田地和房舍，撤至长墙后面。与此同时，他们的海军将对伯罗奔尼撒海岸发动一系列突袭。这种战略将一直继续到饱受挫折的敌人同意媾和为止。伯里克利是要用海军突袭和登陆攻击来骚扰敌人，表明雅典人能随心所欲地造成多大的伤害。这种战略不是要在身体上或物质上使敌人耗尽全力，而是要在心理上使之疲惫不堪。伯里克利意在使主要敌手斯巴达人确信，他们无法打赢一场对雅典的战争。……

　　没有任何希腊国家曾试图实行这么一种战略，因为在雅典帝国民主制之前，没有什么国家曾有过尝试它的手段。雅典人有条件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后段时期里使用此种办法，但没有这么做，也许是因为伯里克利在政治上尚未稳固得足以说服议政大会。他的任务并不容易，因为这一史无前例的战略同希腊传统特质直接抵触。塑造希腊文化的最强大力量是表现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英雄传统。几个世纪的诗歌、故事、战争和体育竞技强化了这一传统，它将作战勇敢奉为希腊美德的极致。到公元前7世纪，重装步兵方阵——一种密集排列和纪律严格的、由重装备步兵组成的方形队列——成了希腊人的主要军事力量。它依赖普通公民的纪律、勇气和战斗精神。在作战中的拼搏意愿、勇敢和坚毅成了自由人和公民的基本特征。因此，伯里克利的消极战略则直接违背希腊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