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一个人怎样评判伯里克利的战略，他在公元前429年秋天的去世留下了一个可怕的真空。没有任何出类拔萃的人物现成地来接替他的位置，并且能发挥他曾拥有的那种巨大影响。修昔底德说,“那些尾随他的人互相间难分高下”，因而不能提供战时所需的统一、连贯的领导。从理论上说，雅典在公元前429年面对的选择有三:（1）谋求立即媾和;（2）采取一种更为进攻性的战略，甘冒风险以试图迅速打败斯巴达;（3）继续伯里克利的政策，规避风险，拖垮斯巴达人，谋求通过谈判缔结基于战前现状的和平。每一种选择都有其信奉者，然而公元前430年那失败了的谈判使得主和派名声扫地。即使斯巴达人事实上提出了什么和平条件的话，雅典人也不愿意按照他们的条件媾和。看来主和派很可能已经大丢其脸，因为没有任何领导人显得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同它的政策挂起钩来。克里昂领导好战派，但与他的竞争对手不同，他从未当过将军。他缺乏军事领导经验这一点，妨碍了他将雅典推向一种更为进攻性的战略的企图。甚至更重要的是，仍然猖獗的瘟疫和国库的耗竭更加损害了雅典的军事实力和士气。温和派的领导落到了尼西亚斯身上，他是个能干、有经验、行事审慎和缺乏想象力的将军，顽强地固守伯利克里战略，使之未有偏离地处于支配地位，直到公元前427年为止。

　　公元前427年春天当选的大多数将军继续固守这一老战略，然而德摩斯梯尼的当选显示某些雅典人希望变更。这位新人很快就证明自己是阿尔奇丹战争中最具进取性、最有想象力的雅典将军，完全背离伯里克利战略的各次战役的规划者和实行者。然而，向新战略的转移是渐进性的，并且只是随环境将其强加于雅典人而实现。……

　　到公元前427年夏天，20余年后将导致雅典战败的种种因素大多已经出现。雅典金钱拮据，其帝国一部分造反，未加防卫的小亚细亚沿岸诸城随时可能叛变，而且波斯虎视眈眈，可随时加入对雅典的战争。斯巴达人像修昔底德在以后的一个场合说的那样，是所有民族中雅典人最便利与之作战的。然而，下一次他们可能找到更多的勇气和一位更能干的领导人。

　　在同一年，在科尔基拉的一场内战威胁到雅典对这一重要盟邦的控制。无所作为正在导致危险的背叛和崩溃的前景。对这一点的认识可以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雅典人在公元前427年变得较有冒险性。他们派遣埃夫里梅宗将军偕舰队去帮助科尔基拉的雅典之友，然后驶往西西里，以回应那里的雅典盟友的求援吁请。这两项远征代表着在伯里克利战略的限界内的适度升级。……

　　公元前425年春天，德摩斯梯尼……发动了一场改变了战争进程的战役。一支雅典舰队向西前往科尔基拉和西西里。他费九牛二虎之力，说服统率该舰队的将领让他带一支小部队和仅仅五艘船，在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端、美塞尼亚境内的派罗斯登陆。他必定在先前的航行中注意到这个地方，并且向他来自纳夫帕克图斯的美塞尼亚朋友询问过该地的情况。它天然地适合他的计划，这计划是在该海岸建立一个经久性基地，斯巴达的美塞尼亚敌人能够从那里破坏美塞尼亚和拉科尼亚，接纳其逃亡的希洛同胞，甚至或许煽动希洛人造反。这个计划显然背离先前的雅典战略，统率舰队的将领对它不屑一顾。他们只是临时迫于一场暴风雨，才同意开进派罗斯，随后一有机会便急忙驶往科尔基拉。德摩斯梯尼建立起他的小要塞，等待战机。当消息传到斯巴达人那里时，他们召回每年一度入侵阿提卡的军队，并且从科尔基拉唤回他们的舰队，派兵攻打这个要塞。德摩斯梯尼不兴兵出击，就已经凭他那别出心裁的行动迫使斯巴达处于守势。

　　斯巴达人很快发现雅典人的这个要塞坚固有力，位置得当。为帮助攻击，他们在派罗斯正南面、横亘于纳瓦里诺湾口的斯法克特里亚岛投放一支部队。这一部署证明是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应德摩斯梯尼的要求从科尔基拉返回的雅典舰队驶入港口，打败了伯罗奔尼撒海军，将斯巴达部队囿禁于斯法克特里亚岛。活在20世纪的人们习惯于百万计的伤亡数字，可能惊奇像斯巴达这样坚忍倔强的军国，竟会仅仅为了弄回420名俘虏而求和，虽然其中有180名是出生于名门的斯巴达人。然而，这个数目代表着斯巴达军队的整整十分之一。斯巴达是这么一个国家：实行一种严格的优生制度，杀死有缺陷的婴儿，在生育能力最强的年岁里令男女分居，从而保障有效的生育控制，其荣誉规范要求其军人宁死而不受辱，其统治等级只在其成员内部通婚。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对于甚至180名斯巴达人的关切并非只是感情用事，而是极为讲求实际的。

　　这场海军胜利的震撼效果和重要性再怎么高估也不可能过分。一旦确信他们无法救人，斯巴达人立即请求休战，同时派遣使节前往雅典以谈判全面媾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