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别的途径。为了获得真正的胜利而非伯里克利式的平局，雅典人必须找到一种在陆上打败斯巴达人的办法。斯巴达未能履行交还安菲波利斯的义务，这就使雅典人转向一种能够赢得战争的战略，那就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陆上击败斯巴达。然而，尼西亚斯承袭下来的伯里克利战略已变成了雅典的天然战略。民主制的雅典无法坚持这么一种较为进攻性的战略，亦即涉及陆战，但不造就速胜，特别是在它已经逐渐习惯于只冒小小的风险、只付低微的生命代价来从事战争之后。到亚西比得的新战略陷于危机时，尼西亚斯领导下的旧势力重新占据上风；赞同尼西亚斯观点的人担任将军，他们实行新的进攻性战略时胆怯懦弱，或三心二意，很高兴因新政策失败而规避灾难。在败北于曼蒂内阿之后，尼西亚斯及其同党乐于回到一种虚假的和平，而真正的和平仍属幻觉。唯一的问题是战争将在何时何地重新爆发。

　　旧战略甚至无法赢得伯里克利追求的那种有限胜利，更不用说一种将剥夺敌人的战斗能力的胜利，这种胜利由于斯巴达的决心而变得不可或缺。为此，雅典人本将需要采取攻势，在陆上进行一场大战役，并且找到赢得这场战役的办法和时机。然而他们避不下此决心。在一个变得自认为是固若金汤的安全岛的国家里，这样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它已形成了一种规避重装步兵战的很大部分危险和不愉快的作战方式。这种战争风格使得雅典人能够迅速集中兵力，袭击缺乏准备的敌人；它使得他们能够打击别人，同时他们自己的城市和人口无虞危险。这一作战风格的成功使之看来像是唯一必要的，而在陆上损失惨重的败北令雅典人很不乐意冒险进行其他陆战。……

　　公元前431年的雅典满足于自己所处的形势，有能力使敌人摆脱不了困境。对于这样一个国家，规避采取进攻性行动的风险这一诱惑非同小可，然而它包含着危险。它鼓励了一种我们或许可称之为“防御崇拜”的心态僵化。这样一种心态可以诱使领导人将一项先前成功的战略，或者在一般的理论中得到支持的战略应用于一种它在其中并不恰当的形势。……

　　战争一旦开始,“防御崇拜”使得雅典人不去采取胜利所需的措施。他们在公元前418年丧失了自己的最佳机会，结果是在三年后的西西里远征中进行大得多的投资，并且冒更大的风险。这两个事件之间可能有联系。也许，曼蒂内阿战役的结局令谨小慎微的传统政策名声扫地，鼓励了一种较为大胆、较有进取性的精神，而雅典人此后便不适当地将这应用于一场无关紧要的边缘战役。在西西里惨败之后，他们只能试图坚持下去，直至斯巴达的乏力和内部歧议导致某种可接受的和平。甚至在那时，对斯巴达的不信任和对他们自己海军优势的信心仍然导致雅典人拒绝一项本来会避免战败的和约。然而，雅典已经耗尽了它的海军力量所依赖的国库，政治争吵则使雅典人无法得到他们最好的将领。可是，斯巴达人有波斯的金钱支持，还有来山得的精明的领导，学会了如何足够好地进行海战以赢得战争。大讽刺在于，敏捷、积极进取和善于创新的雅典人（就像科林斯人在战前将他们同斯巴达人比较那样）不如迟钝、墨守传统和缺乏想象力的斯巴达人那么能够调整自己，适应一种不同的作战方式。……

　　节选自唐纳德R26;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战略》，载威廉森R26;默里、麦格雷戈R26;诺克斯和阿尔文R26;伯恩斯坦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