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在深入研究了战争经验之后，作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机智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基础。”“在一切军事行动中，都充满着机智和它的效果。”可是，在实际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常常为感情所驱使，因而忘记了理智的作用，不能深刻领会克劳塞维茨这个结论的深刻含义。他们往往不肯用脑，以致经常碰壁。

　　按照一般的规律，国家政府既要负责决定大战略在战争中的目的，也要解决战略的作用问题——是用来获得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呢，还是另有其他目的?一个外科医生的手术箱里，可以装着许多不同的器械。为了达到大战略的目的，军事工具不过是许多种工具中的一种而已。同样，会战（战斗）也只是达成战略目的的许多种手段中的一种罢了。如果条件有利，使用军事手段往往能够很快收到效果。如果条件不利，那么，使用军事手段就可能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由政府授权某一位战略家，让他去作出一种军事决定。这样，他的任务就是力求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达到自己的目的，力求获得最好的效果。由此可见，他真正的目的不仅在于寻找机会进行会战（战斗），而且在于造成一种最有利的战略形势。这种形势本身当然不能产生决定性的战果，可是只要继之以会战，就一定可以获得这种结果。换句话说，战略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敌人的稳定性，要使敌人自行陷入混乱。结果，敌人不是自动崩溃，就是在会战中轻易地被击溃。为了使敌人自动崩溃，也许还要采取一定的战斗行动，但从本质上来说，这与进行会战已经是两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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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目的与军事目标在讨论战争的目的时，必须明确地把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之间的差别弄清楚。这两种目的是有区别的，但是又紧紧地彼此联系着，因为一个国家绝不会是为了战争而发动战争，必然是为了追求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战争。军事目标只不过是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所以，军事目标是由政治目的来决定的。不过，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就是政治不可以要求军事去完成它所办不到的事情。

　　由此可见，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既要从政治开始，也要到政治结束。

　　“目标”这一术语，尽管应用得非常广泛，但并不是用起来非常方便的名词。所谓“目标”，既有物理性的含义，也有地理性的含义，因此，它容易引起思想上的混乱。所以，在使用时最好有意识地把它区分一下：当问题涉及政治范畴时，我们用“目的”这个名词；当问题涉及武装力量的使用时，则改用“军事目标”这个名词。

　　战争的目的，尽管只从自己一个方面的观点来看，也是想要在战后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和平状态。因此，即令在进行战争的时候，也要经常想到你所需要的和平条件。对于以扩张领土为目的的侵略性国家和仅为自卫而战的爱好和平国家来说，这一点都是一样的，不过，它们对于“比较好的和平状态”的看法，却是有着很大差别的。

　　历史告诉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它本身并不等于达到了政治上的目的。可是，负责解决战争问题的人，基本上都是职业军人，因而很自然地出现了一种倾向，即往往忘记了国家的基本目的，而只注意到军事目标。结果，在每一次战争爆发以后，政治目的反而会常常受到军事目标的制约。人们把军事目标当成是最终的目的，而不把它看成是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单纯的手段。

　　而且还有更坏的情况。由于不理解政治目的与军事目标之间的正确关系，不理解政治和战略之间的正确关系，军事目标往往被曲解了，变得过于简单化了。

　　为了正确理解这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必须搞清楚最近200年来军事思想的发展，了解一下有哪些观点，以及其变化情况。

　　差不多在一个多世纪的长时间里，军事思想方面的重要教条，就是把“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的主力”看成是战争的真正目的。这是大家普遍公认的，在所有的军事条令中都写了这一条，在所有的军事学校里都教着这一条。人们把它当做军事学说的基本规律。如果有哪一位政治家敢于对此提出怀疑，担心军事目标不能在所有情况下都去适应国家的目的，那么，他马上就会被看成是“大逆不道”。只要认真研究各参战国家的官方文件，阅读一些军界领导人物所写的回忆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及其以后的这类文件和读物，就可明显看到上述情况的例证。

　　这样绝对化的一条规律，可能使19世纪以前的那些著名统帅和军事学家都感到震惊。他们曾经认为，确定军事目标，必须以现有兵力和现行政治为根据，因此要考虑到实际的需要和理智的要求。

　　节选自利德尔R26;哈特:《战略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