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些话相当抽象、笼统，但它们并不是在真空中陈述的。有如许多后来的观察家所指出，利德尔R26;哈特的大战略定义与他亲身的个人环境紧密相关。1916年在索姆中了毒气并受伤后，他不仅对黑格的正面进攻，而且对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欧陆义务”战略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批评。为了恢复战场机动性，他极力主张“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至上观念，从而变得同“闪电战”的思想由来有不解之缘。不仅如此，利德尔R26;哈特厌恶英国（据他看来）过分投身于西线战场，这导致他为“英国战争方式”辩护,换句话说就是为一个岛国的“传统战略”辩护，这个岛国主要依靠制海权，并且用海上封锁、财政资助和外围作战等手段，而不是一支大规模的欧陆远征军来为联盟——组合起来争取击败任何追求用武力统治欧洲的强国的联盟——作贡献。这么一种大战略是节省的（按照英国的人力和资源两者来说是如此）、适度的和有节制的，而且像在18世纪时对法国的斗争中那样，涉及对目的和手段的不断评估。1914年至1918年的英国战略违背了这一传统，且因为代价太大而意味着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在“胜利”中的境况并不优于先前。

　　过去20年里，利德尔R26;哈特的战略诊断受到了许多批评。各个不同的作者断言它表现了一种对于18世纪战争模式之一的怀旧情绪，而这一模式在20世纪已变得远不那么有效，因为无论是海上封锁，还是外围作战，都无法打倒威廉德国（更不用说纳粹德国）；只有一种全面、不屈不挠和耗费巨大的“欧陆义务”才能保证做到这一点。而且，如果利德尔R26;哈特的主张就英国战略来说多少有缺陷，它们要由其他国家（例如波兰）采纳就远不那么适当，也远不那么管用。

　　然而，如果说利德尔R26;哈特关于英国战略的思想仍旧是可争议的话，那么他对大战略整体的研究和理解所作的贡献却非常重要。他以及稍后厄尔主张的是实质性地拓展这个术语的定义，显示一个恰当的大战略必须是怎样一种复杂和多层的东西，并且由此将它同赢得一场特定的会战或战役的、纯粹作战性的战略非常坚决地区分开来。

　　这个定义变得究竟有多宽，值得作某种进一步的思考。首先，真正的大战略现在像关注战争一样多地（或许甚至更多地）关注和平。它关系到应当作用几十年甚或几百年的政策的演化和整合。它既非止于战争结束，亦非始于战争爆发。这就是——利德尔R26;哈特认为——克劳塞维茨所谓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真正要义。

　　其次，大战略关乎的是目的与手段的平衡，既在战时，也在平时。国务家们仅考虑如何赢得战争是不够的，还需考虑代价（最广义的代价）会有多大；仅下令向这个或那个方向派遣舰队和大军是不够的，还需保证它们获得适当的补给，并且由一个欣欣向荣的经济基础得到维持；在和平时期仅订购一系列武器系统是不够的，还需仔细检查防务开支造成的影响。诚然，利德尔R26;哈特本人对战争的资金供应几乎全未表现出什么兴趣，甚至对战争后勤这样至关紧要的领域也是如此；然而，在他对一场战争是否得大于失，或者是否本来能够以较小的代价取胜的强调中，而且特别是在他对英国传统政策之经济目的和经济支柱的突出说明中，他提示了后来的历史学家开始认为是核心要素的大战略成分。

　　第三，因为这一更广泛的定义包含了比在战场本身发生的事态多得多的东西（甚至比武装力量自身中间发生着的事态还要多的东西），大战略的研究者就需要将一整批在传统的军事史中通常不予包含的因素考虑进来，它们包括：

　　1.节俭使用和调控国家资源的关键意义，以便达到上面谈及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平衡。正如近来关于欧洲早期现代国家的史学现已表明的那样，拨弄紧缺的资源是君主和国务家们始终不断的全神贯注之事，也是在决定胜败方面单独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在工业和技术化战争时代里，大战略的经济成分占着一个至少同样关键的位置。

　　2.外交既在平时也在战时的重大作用，用以通过获取盟国、赢得中立国的支持和减少敌国（或潜在敌国）的数目来改善本国的处境——以及胜利的前景。例如，难以想象如果没有俾斯麦在外交上成功地孤立柏林先后的各个敌手，会有19世纪60年代在普鲁士领导下辉煌地迅速完成的德意志统一。同样是依靠外交武器（加紧法俄同盟，争取意大利和西班牙，铸成英法协约），特奥菲尔R26;德尔卡塞领导下的法国外交部在1900年以后帮助“弥补了”法国对德经济和军事劣势。反过来，一种笨拙的外交——有如威廉二世治下德国的和勃列日涅夫治下苏联的外交——能够经常地削弱一国的大战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