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败北并未改变对战场的这种执迷。二战中的一流坦克部队指挥官、30年代的驻英首席武官盖尔R26;冯R26;施韦本伯格在1949年对利德尔R26;哈特承认说，他从未读过豪斯霍费尔或者德尔布吕克的著作。他还说，克劳塞维茨的书在德国军官看来太抽象，以致无须认真注意。甚至参谋本部也认为他只是个“供教授们阅读的理论家”。

　　对战略的这种轻蔑态度证明对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是灾难性的。然而，甚至在决策者认真对待战略分析时，他们的解决办法仍然能够大错特错。诚然，凭着事后聪明的便利，通常容易看出什么是正确的方针，例如认识到列强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持有的战略眼界大有缺陷。正如接踵而来的灾难表明的那样，某种东西出了极大的差错。不过，当一个人以政府和公众舆论的眼光来看问题，并且首先是处在当时对情势的实际了解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要将合理的行动方针同愚蠢的行动方针区分开来就变得比较困难了。权势和利益趋势的几乎不息的变动无助于这个过程。美国1945年以后在相对简单的两极世界上航行尚且证明足够困难，较早的时期就更是复杂得多了。……

　　自古希腊人以来，国际政治的性质一直是在历史学家中间辩论的问题。托马斯R26;霍布斯表达了最极端的立场，将国际政治称做永恒冲突性质的，坚持认为“人们在没有一个共同的权利使他们全都慑服的情况下生活，便处于所谓的战争状态”。

　　修昔底德和克劳塞维茨都不会走得这么远，他们都设想在杂乱无章的和平时期竞争与暴烈和浴血的战争现实之间有一条宽得多的鸿沟。然而，修昔底德（他的著作对霍布斯有很大影响）也将国际关系的本质描绘成强权的赤裸裸的行使。正如他笔下的雅典人在公元前432年对斯巴达人所说：

　　就接受一个送上门来的帝国、然后拒绝放弃这个帝国而言，我们没有做任何非凡的和违背人性的事情。三项非常有力的动机阻止我们这么做，那就是安全、名誉和私利。而且，我们不是最早以这种方式来行事的人。远非如此。弱者应当服从强者：这从来就是一条法则。此外，我们认为我们值得拥有自己的权势。直到眼下为止，你们也一向惯于认为我们值得如此，然而现在经过盘算你们自己的利益，你们开始谈论是非对错。

　　因而，国际环境是一种斗争在其中占支配地位的环境。多种多样的因素规定了这一斗争。克劳塞维茨将这些因素分为三类:“一个引人注目的三位一体，由下列三者构成：原始的暴力、仇恨和敌意，它们应被认为是一种盲目的自然力量；偶然性和或然性的作用，在其中创造精神随意漫游；作为政策工具的从属成分，使之只服从理性。”尽管克劳塞维茨意在用这三位一体描述武装冲突的性质，但它同等适宜地契合平时的战略操作，如同契合战时的。意识形态或宗教为一方、对权势的理性盘算为另一方之间的紧张，连同偶然性的决定性作用，使人不可能作出国务方面的精确预计。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压力折磨试图制订国家战略的决策者。

　　理解这种斗争环境，对于制订任何明智的战略政策来说都是至关紧要的，而历史提供了这一理解的必不可少的钥匙。修昔底德如此说明自己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目的合理正当：他宣告，人性使然，过去的事件“会在这个或那个时候，以很大程度上相同的方式重演于未来”。给当代战略家提供一种对于战略决策过程过去如何运作的总的理解，可以帮助这一过程在当今和未来运作得更好。然而，任何这样的理解都将大不同于眼下流行的关于国际关系原理和中心理论的清单。现实太精细，太复杂，无法适合单纯的理论。理论至多只能提供一种方式来组织现实世界的种种情况，以便研究。对理论的长处和短处作过长时间艰苦思考的克劳塞维茨总结道：

　　它是一种分析性的探究，导向密切地熟悉主题；就经验而言（在我们这里亦即就军事史而言），它导向彻底地熟悉经验。他靠这一目标跃进，就越是从科学的客观形式进至技能的主观形态，越是在那些依照事理本身仅仅由才能而非由其他东西来决定的领域证明自己的有效。事实上，它将变成才能的一个积极的组成部分。理论在这样的时候将完成自己的主要任务：它被用来分析战争的各个构成因素，准确地分辨最初看来似乎是混淆不清的东西，充分地解释所用手段的特性和显示它们的大概效应，清楚地界定所见的目的有怎样的性质，并且通过一种彻底的评论性探究来阐明战争的所有各个阶段。于是，理论成了任何想从书本里学习战争的人的一个指南。它将照亮他的学习道路，便利他的进步，训练他的判断能力，并且帮助他免入陷阱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