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面所述，中国新政的实施，实质上是从制度层面构建中国未来发展的框架，进一步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市场规则。无疑，这将对中国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静态的，又有动态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这些影响虽然多种多样，但并非不可捉摸。我们只要仔细分析上面的四个方面，依据上述笔者总结的四句话，就会对中国新政有一个较好的把握。具体而言，这种影响大致可以归纳为：

　　——经济稳定快速增长期拉长，抑制了短期经济增幅向下调整。与西方国家的“政策影响短期形势，制度变迁影响长期趋势”不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深化改革、加快制度创新，不仅对经济的长期发展起一个基石的作用，也是对短期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一个保证。中国新政的实施不仅将为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就是短期调控政策的效果体现也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

　　——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随着中国新政的实施，内需型、内陆型发展模式将逐步替代为外需型、沿海型模式，以投资为主导的内需拉动型模式也将逐步让位于消费主导型拉动模式。当然，这一需求结构转型的过程是一个渐进过程，短期内不会有显著的变化。变化的真正完成，即中国新政完全实现至少要到2020年。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将进入一个实质性阶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若干年以前。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进展一直不大，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内企业并没有感受到来自外部的压力。而随着中国新政的实施，要素市场化的推进，新农村建设帷幕的拉开，利用超低成本扩张的模式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基于“投入-产出”利益最大化考虑，企业唯有自主创新、转变发展方式，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扎稳马步。这意味着，中国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由过去的政府倡导逐渐变为企业的一种自觉行为。

　　——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不再局限于面上的，而是全方位、深层次地加以推进。经济增长质量不仅仅是指经济效益，或者说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还包括社会的和谐、环境的改善，亦即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高低应全面反映和谐社会的状况。从“十一五”规划纲要的约束性指标可以看出，随着新政的实施，中国经济、社会、环境三方面的协调将第一次得到实质性的加强，数量理念将让位于质量理念，增长与发展轨迹将趋于一致。

　　——经济发展的社会溢出效应增强，社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的体现将更为明显。随着新政的实施，考核政府工作的指标体系将会改变，反映企业成本的内容将增多，经济发展的社会溢出效应将逐步增强，即经济增长将与社会发展、环境改善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同时，社会的发展、民生的改善也反过来对经济增长产生深远的正面影响。

　　——改革将呈现全方位推进之势。新政的实施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不协调、不均衡的发展格局。尽管改变过去利益格局意味着将面临来自既得利益者的强大阻力，但由于受益者是大多数民众，因而改革推进的步伐会加快。同时，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将在新政实施过程中得以重新定位。

　　——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税收制度将逐步建立与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和医疗制度将逐步一体化。对于基层政权改革、农村土地改革、农村人力资源培训、农业生产率提高的支持将成为政府继减免农业税、对农民直补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之后的新农村建设的又一重点。与此同时，为了配合“以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顺利实施，城市化的发展步伐必然相应加快，以便承接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的转移。

　　——国内产业迁移趋势将日渐明显，中部地区各省市将主要抓好粮食主产区建设，发展有比较优势的能源和制造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立现代市场体系，成为连接东西部的桥梁。另一方面，中部地区各省市将就近融入东部中心城市经济圈，并以此融入国际经济循环圈，使得中部地区经济对东部和国际经济的依存度相应上升，产业结构升级加快。

　　——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资源环境成本核算以及绿色国内生产总值统计等新的量化评价考核指标将陆续推出。资源、能源和环保产品价格将逐步提高，产业集群规模和企业规模将明显扩大，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根据自身状况而出现相应调整，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中将更多地增加来自环保、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