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有人在关注中国经济未来必然要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在上世纪末便开始对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快速增长表示担忧，并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必然要面临产能过剩问题，由此，他提出了在中国开展“新农村运动”的主张。鲁陵官，“新农村运动到新农村建设”，中富证券，2005年12月22日。其主要观点是:

　　1.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市场极度疲软、物价不断下降的新形势下，刺激总需求对启动当前经济增长是十分必要的，这是目前国民经济得以走出困境的关键。

　　2.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对经济干预的作用更直接，政府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但是，仅仅依靠财政支出来弥补民间投资和消费不足是难以长久奏效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虽然加大了财政对基础建设投资的力度，但对拉动社会总需求的作用一直很有限。

　　3.中国经济能否在较短时期内摆脱当前的困境，取决于经济中是否存在着因结构原因而未实现的社会大需求，以及政府政策是否能给这种蓄势待发的大需求创造一种实现需求的充要条件。否则的话，中国经济只能靠各个产业淘汰大批效率较低的企业来达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这个过程将是痛苦而漫长的，其代价之昂贵也是可以想见的。

　　4.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中的美国、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相比，中国目前有一个十分得天独厚的条件，即中国有一个广袤的农村大市场，这个市场潜力很大，一直远未饱和，因此，一旦农村市场开拓出来，将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极强的乘数效应。它将成功启动疲弱多年的中国农村经济，和中国城市经济一起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5.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即有一些人把目光转向中国农村这一巨大的潜在市场。但是开发农村市场的努力却一直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其原因不在于农民收入太低消费不起，而在于农村的基础设施不配套，农民即使消费得起彩电、冰箱、洗衣机，但没有电、电视信号、自来水等也是白搭，这一基础设施不匹配的问题在经济落后和边远地区尤甚。

　　6.为了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中国能早日走出生产能力过剩所导致的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物价不断下降的恶性循环，政府应该动用财政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就是这篇于1999年倡导“新农村运动”观点的论文发表六年后，“建设新农村”观点终于被中央高层接纳，写入了2005年的中央文件。2006年3月确定的“十一五”规划的6大任务中，头一项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继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建设新农村的任务后，财政部在3月6日向会议所作的预算报告里也紧跟着做出承诺，2006财年拨出的全部“三农”财政支出高达3397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年财政支出的15％。尽管这些拨款如何分配和使用尚不得而知，但“十一五”规划草案中提出的几项具体建议，还是使新农村运动有了大致清晰的轮廓：

　　——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未来5年中央财政支出1000亿元用于进行乡村公路网建设，并以建设沼气设施为重点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改革农村税费体制和县乡财政体制，强化县一级、弱化乡一级财政职能。2006年起开始停征农业税，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2007年起取消全国范围内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

　　——扩大农村合作医疗，并在2010年前投资200亿元建设乡村卫生室和文化室。

　　我们不能不佩服林毅夫当年深邃的洞察力。2003年、2004年，中国投资过热形成的产能过剩到了2005年已明显表现出来，据商务部统计，中国38%的消费品是过剩的。2005年下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双双下滑，有迹象显示，下滑还将继续，并再次露出了通缩端倪。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个，一是任其发展下去，其结果是将有一大批企业因不堪重负而破产退出市场，从而使现有产能过剩得到有效的缓解，直至与需求达到一个相对平衡，但是，这种办法将使整个中国经济衰退，显然不适合中国国情。第二个办法是创造出大量的新需求，消化过剩的产能。后者做起来虽然工程浩大，但中国巨大而落后的农村市场却为实施这项工程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强化中国农村基础建设，可以创造出大量的新需求，而且是巨大的新需求，从而使困扰中国多年的产能过剩问题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