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人口少，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里，人口一直高度集中。尤其是对于瑞典这样一个有着数百年农业传统的民族，大家一定会认为，人们是喜欢分开并自己生活的，而不是在城市里密集地居住。英国记者罗兰德R26;汉福特在20世纪70年代时说：“瑞典人希冀的是一栋在森林旁的小屋子，而他们得到的，则是市郊一套租来的公寓。”

　　事实上，瑞典人在这一时期已经没有太多选择。60年代时，住房十分紧张。人们成百上千地挤在城市工业区，而国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推动其发展。住房中介仅仅只解决乡镇地区的问题。在斯德哥尔摩、哥德堡和马尔默这样的城市，人们只能长时间的等待。像在东区的一个州，市民必须接受分配下来的住房。那是一种适用于各种情况的家园模式，是城市规划者在他们政治意图的基础上构思出来的。

　　瑞典政府为了消除住房危机，提出了一个所谓的“百万计划”，它的目标是，要在从1965～1975年的这段时间内建成100万套新住房。按照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想法，城市建设是社会形成的手段。瑞典人尝试着实现真正的机会均等。国家规划者的目的之一是使人口尽可能地混合。这样就能避免新建成的瑞典社会内不同阶层的人按居住区域分隔开的情况。

　　私人的、闲置的住房与这一草案是不相吻合的。“由私人住房组成的城区意味着社会分界，”经济部长鲁恩R26;约翰逊说，“普通工人没有能力在那里生活。”国家规划部主任雷纳特R26;霍尔姆甚至说：“我们不能容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存留。人们必须放弃自主选择邻居的权力。”

　　集体主义思想一直深深植根于瑞典社会。现在它发展到了顶峰。没人能比其他人更平等。即使是那些社会民主党的精英，也不具备任何特权。1969年接替执政23年、受到人民普遍爱戴的首相塔戈R26;埃朗特的奥洛夫R26;帕尔莫就住在斯德哥尔摩郊区韦灵比的一栋连房里。

　　然而，这种福利国家的瑞典模式也要求人口最大程度的集中。这种模式主张，市民居住在那些关心他们健康安乐的社工、乡镇救济员和医生附近。“若人们居住太分散，离那些公共设施较远而引起不方便时，那么拥有最好的教育设备、最好的幼儿园和最好的医疗中心又有什么用呢？”瑞典的改革政治家如是说。

　　新的卫星城被布置成统一风格。建筑企业使用的是工业上的现成材料。结果是，大部分瑞典人都生活在同样的公寓里。虽然它们很牢固，光线和隔音效果也很好，但形式却很单调。公寓里面都配置了高档厨房和舒适的浴室，但与其他公寓没有任何区别。

　　这种一致性成为一段时间内政治争论的焦点话题。譬如在一本工人培训协会的小册子上有这么一段话：“认为统一化走得太远的想法有根据吗？”“这种统一化最终会促进经济，也就是说，通过住房标准的确立或费用的降低，我们手头的钱被节省下来。租房者和购房者就能有更多钱了。”

　　“人民疗养院”有了家具

　　这本宣传手册里的逻辑，也许和宜家成功所依据的逻辑并不一致：宜家的成功是建立在批量生产的逻辑上的。英格瓦R26;坎普拉德工业化地生产大量成套家具，使它的定价比那些老牌家具生产商要低。和住宅区的房客一样，宜家也赚了许多钱。为此，它不得不舍弃自己的个性。后来的情况是，当瑞典人谈到英格瓦R26;坎普拉德时都会说，他就是那个给“人民疗养院”安装家具的人。

　　至于家具和住房的外观，在社会民主的瑞典，功能主义就是政治上的正确美学。功能多样、一目了然是设计的准则。住房应该干净而且现代化。设计理论家戈特哈德R26;约翰逊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设计出了一个“瑞典厨房”的模型，以后又使公寓的其他部分也标准化了。

　　这种努力的结果显而易见。甚至像英国记者汉福特那样的批判性观察家在参观完瑞典的标准住房后也颇有感触。“瑞典人对色彩、图案和设计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它使得每一位普通市民都能成为一个完美的室内设计师”。

　　值得注意的是，英格瓦R26;坎普拉德在这方面并无天赋。这位爱穿带小方格图案的宜家创始人的审美观是落后的。就连在家具方面，坎普拉德也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他承认道：“我没有任何品位。我一次也不能为自己的房间布置家具。”

　　为了促进宜家的发展，这位年轻的企业家经常到米兰参加家具博览会。对于那些家具的设计，他个人很少能说出点什么，但当他把价格折算出来时，不仅打了个寒颤。他还惊讶地发现，那些展品与许多意大利人的真实生活完全不相干。

　　通过一个熟识的供货商，坎普拉德得到了一个到工人和小职员们的公寓内部进行观察的机会。“我所看到的一切让我震惊—灰暗、沉重的家具；笨重的餐桌上方悬着一盏孤独的白炽灯。博览会上的高雅和我在许多人家里所见到的情景简直是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