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瓦R26;坎普拉德选择瑞士作为欧洲大陆上第一个开设宜家店的国家并非偶然。瑞士和瑞典一样都是中立国，居民的生活水准也差不多。而且据说瑞士的税收比瑞典低，企业的自由度也更高。

　　20世纪70年代初，坎普拉德在位于苏黎世附近的施普莱登巴赫选了一块地作为家具店店址。在采购过程中，坎普拉德感受到，对于一家瑞典企业来说，要在国外进行投资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在与斯德哥尔摩中央银行长时间磋商后，他才被允许提取500万瑞典克朗。但要启动在瑞士的生意，所批准的这笔款项是远远不够的。此外，宜家要把在瑞士赚到的钱转到瑞典还必须通过一套规程，这样的话，要把输出的那500万资产重新转到宜家在瑞典的账户上，必须经过很长时间。

　　英格瓦R26;坎普拉德为了给家具店融资，被迫在瑞士开了一个账户。从根本上说，欠债是违背他本性的。企业应该有机地成长并且自己赚钱使资金膨胀，这种想法已在他心里根深蒂固。

　　这次外国投资的经验对企业家坎普拉德来说也是一次重要经历。瑞典的法律不允许他把从自己国家挣来的钱投资到外国，而坎普拉德却认为这样做是没问题的。他感觉自己作为企业家的自由受到了限制。他现在明白，宜家对这些条条框框有多么依赖。另外，他巨大的不满还因为他不得不痛苦地感受到，现行的税法对于瑞典公民来说是多么的不可信赖。

　　坎普拉德也想过利用这种可能性来解决：把自己私人财产中的一家盈利的小型企业出售给宜家。然后他想利用变卖所得收入购销他个人所欠宜家的债务。其他那些背负沉重税务担子的瑞典企业当时也是那么做的。然而，当他正着手准备这项交易时，政府却更改了税法—这给坎普拉德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与那些顺从的瑞典同胞相反，坎普拉德是一个不喜欢束缚、有着强烈的独立欲望的人。他觉得在自己的国家待不下去了。他感到企业家应得的尊重被破坏了。

　　事实上，社会民主党人长达几十年的文化政策已经把瑞典的社会氛围彻底改变了。有能力的中产阶级很少有权势或者发言权，正如德国作家汉斯R26;马格努斯R26;恩岑斯贝格尔所观察到的那样：“在这样一个社会，有钱人似乎很少笑得出来。是的，只因有税收在！他们想象其他公民那样生活，不喜欢定时付钱。当他们感情上受到伤害时，没人会理解他们。”他写道，瑞典已发展成这样的一个国家，有钱人觉得自己是“多余、被忽视且没希望的”。由于每个瑞典人都可以知道另一个人赚多少钱，所以社会压力也很大。所有收入超过5万克朗（相当于那时的3.3万马克）的人，都会列在一份特殊的税务名单上。

　　在厄勒海峡的对岸

　　英格瓦R26;坎普拉德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思考遥远的未来。他努力确保他毕生的事业在受到外界影响时能够运转良好。他的愿望是，宜家在他死后照样延续下去。他自问：“我们宜家如何才能不被遗产税拖垮或不被儿子间的遗产争夺毁掉，而在未来长久屹立呢？”

　　问题的前半部分是他可以掌控的：那就是移民。如果想避免宜家过渡到下一代时出现遗产税过高的情况，坎普拉德一家不得不长期离开瑞典。70年代初的瑞典税法规定：遗产中只有35%可以归继承人所有，65%都要充公。

　　坎普拉德首先向他妻子说明了这一棘手问题。令他高兴的是，马格瑞莎R26;坎普拉德并没有对从瑞典移民这一想法持否决态度。但是他们要去哪呢？去英国？还是去瑞士或是其他国家？通过与妻子、律师商量，英格瓦R26;坎普拉德决定移民到邻国丹麦。

　　在移民准备期，坎普拉德前往斯德哥尔摩并向中央财政处的负责人说明了自己的计划。那位官员感到很意外。通常说来，逃税者是不会过来向他道别的。但坎普拉德很重视给瑞典官员留下一定的好感。另一方面，他也绝不想把所有东西都带出瑞典。家具店以及在阿尔姆胡特的管理部门要留在瑞典。

　　若要启动这一战略，跨出国门的宜家集团就必须把上层机构和原有的主要办事机构搬到丹麦。丹麦的财政部也很欢迎坎普拉德。在哥本哈根，人们对这位盼望已久的瑞典成功企业家的到来欢欣雀跃。坎普拉德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说他担心瑞典当局也处理不好宜家的遗产问题。他对丹麦人说，他愿意在未来把个人收入播撒在厄勒海峡的对岸（即丹麦。—译者注）。并且丹麦的行政部门也能分得宜家利润的一部分。但宜家的资产是不能触碰的。

　　1973年，时机成熟，坎普拉德带着妻子和3个孩子来到了丹麦。一家人在哥本哈根北部的韦北克温泉浴场一带定居。这里比阿尔姆胡特雅致多了。成群的别墅沿着海岸线绵延，显示着主人的艺术品味和财富。